简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之适用

2000年12月18日 14:29 樊崇义
内容提要
修正后的刑诉法增设了“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这一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内容，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据以定案的证据不实，构成犯罪的要件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属于无罪判决的一种，应坚持其既判力。对其变更只能按照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依法进行。
关键词 无罪判决 证据 效力 变更
＊ ＊ ＊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原刑诉法第120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增设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因为它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罚方法。但是，立法作出规定以后，在诉讼理论上关于这种判决的归属和性质，在诉讼实务上关于这种判决的适用，特别是什么叫做证据不足？适用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对这种判决的变更程序，即判决后又发现了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从证据不足到证据充分，作何处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作探讨和研究。
一、历史性的进步必须肯定

修改后的刑诉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规定，有国内外均有议论。一些人认为这种判决归属不明。即作为法院的判决，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所谓“证明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界限不清，似是而非，甚至认为这仍是一种存疑判决。我们认为，根据我国诉讼历史的发展，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从轻、从挂，到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按无罪对待，这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对于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如何下判的问题，在我国的诉讼历史上既有教训也有经验。早在我国古代的《唐律疏议》中，就有所谓“疑罪”之说，即“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封建统治者采用“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也走过一段弯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冲破了这一禁锢的领域。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这一重要批复，其实质就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进一步把这一重要批复规范化、法律化，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肯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刑事诉讼处理疑案的法律标准，为司法工作处理疑案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进步必须充分肯定。
二、关于证据不足的适用标准

关于证据不足的适用标准，涉及到刑事诉讼的案件证明标准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二，一是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显然，我国对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案件事实清楚，是指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明确无误。所谓案件事实，在罗马法上称之谓“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等七个要素或情节构成。案件事实清楚就是构成案件事实的“七何要素”必须明确无误。按照现代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在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达到明确无误。“七何要素”也好，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也好，指的都是案件事实（或曰犯罪事实）的构成。但是，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是否明确无误，必须依靠证据来确认。即事关定罪处刑每一项事实、情节，或每一构成要件，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立法对证据的要求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对据以定案的根据，即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确实”是对全案证据质的要求，“充分”是对全案证据量的要求。质与量的辩证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究竟何谓证据确实？什么叫证据充分？则是办案人员难以掌握和运用的一个难题，也是人们长期认识不一，说法种种的一个热点，更是我们认定“证据不足”的关键所在。根据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与实践，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概括如下：
(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即均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
(2)案件事实、情节都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全案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上述第(1)点是证据确实的要求，第(2)、(3)、(4)共同构成证据充分的要求，欠缺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能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1]
据此，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未达到上述四项标准。在审判实务中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据以定案的某个或某些证据不真实不可靠。即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尚未达到确实可靠的标准。这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也可称之谓基本标准。因为它会导致一错百错的严重后果。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据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是否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作为检验案件质量的基本标准，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第二，作为犯罪构成的某个要件或几个要件的案件事实没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例如犯罪主体要件的证据不足，“立法者一般是从年龄和病理两个方面来界定犯罪的能力的有无”，[2]即“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成为犯罪主体成立的两个法定要件，”[3]即使法人犯罪，“作为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是法人这个有机整体的犯罪，但是，法人是由自然人组成的。当自然人作为法人的成员负担刑事责任时，当然也必须具备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这两个法定要件”。[4]由此就不难看出，关于犯罪主体要件的证据不足，主要是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缺少必要的证据。详言之，没有出具身份证，没有查证行为人的出生证，证明其犯罪时的年龄已经达到法定的责任年龄；关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科学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或其他证据证明其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症、痴呆症、病理性醉酒等，均可视为证据不足。再如关于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证明，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包括行为和行为的方式、对象、结果，以及行为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按照刑法的传统理论讲，作为客观方面要件，就是案件事实之中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过程和结果，所有这些环节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所必需的证据，均可视为证据不足。总之，作为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是案件事实的基本内容，或曰基本事实，每一个要件必须具备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是基本证据不具备，就是证据不足。

第三，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或曰全案证据）必须是排除了矛盾，表现出同向性，对案件事实得出的结论必须具备排它性。所谓排除矛盾，是指本案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之间，排除了疑点和矛盾；所谓同向性，是指全案证据经过综合、排列表现为同一个方向，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作为，要么不作为；所谓排它性，是指全案证据的证明结果，得出了唯一的结论，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如果本案的证据在判决前，存有疑点，矛盾没排除，既有肯定有罪的证据，又有否定有罪的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就形成一个疑案，疑案的存在就是证据不足的表现。

认定证据不足的方法可概括为三点，一是个别判断，逐个审查。即要对案件的每一个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紧紧抓住判断每一个证据的标准，也就是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项标准，加以权衡，不符合标准的应视为证据不足；二是运用比较、鉴别、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判断，排除矛盾，凡是矛盾没有得到排除，即可视为证据不足；三是实物检验的方法，又称实物验证法则。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案件中所有的言词证据，都要有实物证据验证，作到言之有物，即使没有收集到实物证据，也要把各种言词证据中所涉及到的人、财、物的来源和去向加以说明。如是否确有此人？以及案件所涉及的钱、财、物有无可靠的来源和下落等等，不能只靠言词证据定罪处刑，有供无证，只有证言，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实物证据验证，或曰没有必要的证据说明各种实物的来源和去向，均可视为证据不足。当然，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犯罪分子作案不留现场，案中实物消毁或者挥霍已尽，往往没有实物证据可查。针对这种情况，仍要贯彻实物验证法则，没有直接的实物可证，可以收集相应的间接证据（或曰情况证据），说明确有此人，确有此事，确有此款，确有此物等等，总之，不能只靠口供或几个言词证据定案。我们认为，一个案件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能定罪处刑，只有被害人的陈述也不能下判，只有一个或几个证人证言证明，都属于没有达到证明的标准，均可叫做证据不足。
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效力和变更

关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归属和效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公布以后，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和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提出，作为法院的判决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刑事判决只能划分为有罪和无罪两种。基于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不应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甚至说这种规定的实质，仍是介于有罪与无罪之间的存疑等；有的学者还建议，既作为无罪判决，其法律性质和效力应该与刑诉法第162条第（二）项的规定等同，没有必要作为第（三）项单列出来。我们认为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其法律性质与归属，乃至法律效力，在行文中已经明确，它就是无罪判决，根据这一判决应对被告宣告无罪，如果在押应立即释放，不应该再把它理解为“存疑判决”或相对于有罪和无罪之间的“第三种判决”。因为就立法者的本意而言，我国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在基本原则部分增设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增设这一诉讼原则时，就注意到必须吸收“疑罪从无”这一合理因素。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就是这一合理因素和诉讼原则的具体运用，就是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适用“存疑判决”或者久押不判、悬而不决这种挂起来的作法而作出的立法禁止。“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西方无罪推定的精神，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这比原刑事诉讼法对此回避规定，导致不少疑案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长押不放，在人权保护上无疑是一大进步。”[5]立法关于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规定，一方面是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出自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在认真研究和吸收国外的一些经验之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在苏格兰“有罪、无罪、证据不足，这三种判决体系已经存在二百五十多年了，其中‘证据不足’判决是在审判结束时将人释放并禁止因同一犯罪对其再次审判的裁决”。[6]

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变更问题，人们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判决以后，获取了新的、充分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重新审判。例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退一步论，即使被告人真正有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工作，获取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7]“这种判决在性质上是无罪的，与前项无罪判决在法律后果上完全相同。法院判决后，如果侦查机关后来又取得了犯罪的证据，可以另行起诉”。[8]由此可见，对一个经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无罪判决，如何处置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上述两书作者直言不讳，即有了证据另行起诉，另行审判就是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涉及到生效判决的稳定性问题，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新起诉和重新审判问题。在诉讼理论上关系到“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问题，在程序上关系到审判监程序的适用问题，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因为人民法院判决的变更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指案件一经法官宣判后，就发生“既判力”，不能因同一罪行而对被告再次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之客体”。[9]这一原则为后人在刑事诉讼中广为适用，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国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甚至还把它规定为宪法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受同一犯罪处分的，不得令其两次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10]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事实而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以其他罪名案”。[11]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七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12]适用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法院裁判的权威，兼以保护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免其因同一案件而受多次裁判。

但是，从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出发，“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兼采“既判力排除规则”，即适用“一事不再理”的一些例外或补救措施。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于“既判力”的排除规则，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形：

“（一）回复原状。因迟误上诉期间致判决确定者，于其原因消灭后五日以内得声请回复原状，继续审判（刑诉法第67条至第70条）。此乃为维护当事人之诉讼利益，避免其利益不当剥夺而设立救济制度。

（二）再审。判决确定后如可认为已经确定之判决有错，遂许当事人声请再审，以改正确定之判决（刑诉法第420条以下各条）。此乃维护刑事司法发现真实之目的，救济事实错误而设立制度。

（三）非常上诉。判决确定后发现该案件之审判系违背法令者，检察长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以匡正确定判决（刑诉法第441条以下各条）。此乃为统一法令，而对于法令的误用予以救济之制度”。[13]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联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暂行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7月15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省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
第三章 选举单位、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同代表的联系
第四章 组织代表视察
第五章 代表小组的建立和活动
第六章 联系代表工作的领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密切联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代表履行职责服务，是省人大常委会和选举单位的重要职责。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单位应当共同负责联系代表。
第三条 联系代表，应当围绕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讨论、决定的问题，征求和受理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采取直接与代表联系和通过各选举单位与代表联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二章 省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
第五条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重要议案及作出重大决议或决定前，可以将草案印发有关代表征求意见。
第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根据会议的议题和需要，可以邀请有关的省人大代表列席，参加讨论，直接听取代表的意见。
第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可以有计划地分别组织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见面，直接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八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邀请与会议内容有关的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听取和征求意见；也可以组织有关的省人大代表参与专题调查，研究议案。
第九条 认真负责地处理和接待省人大代表的来信来访。代表的重要来信来访，应当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或委员接待和批办。
第十条 受理省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经常检查督促本级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承办单位认真办理，及时答复代表。
省人大常委会对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意见不认真，或答复不当，代表有意见的，可责成其重新办理；对无故久拖不办的，应责令单位负责人进行检查，限期办理，答复代表。
第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和常委会在当地的省人大代表座谈或走访代表，听取代表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反映。
第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及其办事机构编印的《会刊》、《工作通讯》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资料，均应发给省人大代表，使其能经常了解常委会的工作活动情况。

第三章 选举单位、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同代表的联系
第十三条 自治州、省辖市和地区所属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举行会议时，可以邀请本选举单位选出的省人大代表列席；在举行常委会会议时，根据会议议题，可邀请有关的省人大代表列席。
第十四条 自治州、省辖市和地区所属县级人大常委会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的负责人，在列席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前，可以围绕讨论、审议的议题、议案，征求驻当地有关的省人大代表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重要情况和作出的重大决定，根据需要，应向驻当地的省人大代
表通报。
第十五条 自治州、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可以组织辖区内的省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调查；组织指导省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组织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拟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意见。

第十六条 省人大代表要求约见当地国家机关负责人时，当地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应当与有关部门联系，协助安排。
省人大代表对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指控，当地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应按照规定，负责处理或转报。


第四章 组织代表视察
第十七条 在每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之前，应组织省人大代表进行十天至十五天的视察活动。
第十八条 省人大代表视察，由原选举单位就地就近组织进行，也可以按代表从事的业务性质由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分别组织进行，代表还可以在工余时间持证就地就近视察。
每次视察活动结束后，组织视察的单位应书面报告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
第十九条 组织省人大代表每次视察的内容，按照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由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重点，并事先通知代表。
第二十条 省人大代表在视察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凡地方可以解决的，由当地人大常委会转有关部门处理；需要由省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的，由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转有关部门处理。

第五章 代表小组的建立和活动
第二十一条 按照便于组织活动的原则，省人大代表以选举单位进行编组；也可以以县为单位编组，还可以按系统或者按代表居住状况就近编组；在省军区、省武警总队的省人大代表可以分别单独编组。
第二十二条 省人大代表的编组，由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会同代表选举单位在征得代表本人同意后，共同负责进行，并指定一二名召集人负责组织小组活动。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代表小组每年至少活动两次。每次活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天。
第二十四条 省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学习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
（三）围绕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了解有关实施情况，开展调查研究；
（四）集中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
（五）交流代表活动和联系群众的经验。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代表和代表小组要同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六章 联系代表工作的领导
第二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单位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应把联系代表工作列为重要议事内容，经常进行检查督促。
省人大常委会应就代表联系工作每年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报告。
第二十七条 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具体承办省人大代表联络工作事项。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代表调离本工作单位或本行政区域，要及时报告原选举单位，并转报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省人大代表所在单位应支持代表履行职责。代表履行职责期间，其工资和奖金照发，劳保、福利等待遇不变。
第三十条 省人大代表活动每年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部门列支，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代表人数分拨给自治州、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地区联络处包干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
（一）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应当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二）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列席；
（三）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负责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的视察活动；
（四）全国人大代表要求约见当地国家机关负责人时，负责联系和安排；
（五）负责全国人大代表的编组；
（六）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代表活动情况及其意见、建议和要求。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省辖市和县级人大常委会对本级人大代表的联系工作，可以参照本条例自行决定。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2月1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省人民代表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



198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