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

余志来


摘要：环境侵权具有与以往传统侵权截然不同特性，集中反映了环境侵权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性，并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具备了弱者身份。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不仅是环境侵权自身要求，同时具有深厚的人权基础和实质公平 的本质。弱者保护理念的引入和运用，对于环境侵权理论的构建和制度的创新将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 重复研究状态。[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起诉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起诉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在程序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也环境法律难以贯彻，环境侵权事故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特定性就要求我们在环境侵权领域运用弱者保护理念进行制度的创新。如美国就确立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在起诉资格方面仍比较苛刻，但目前有缓和的迹象。[6]

（三）环境侵权的价值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基本都是单纯的致人损害行为，不仅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且往往危害社会安全，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侵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由于环境侵害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其属于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甚至是国家鼓励的活动。”[7]环境侵权在很多概况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过错，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因此受到损害，依传统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无过错的归责原则的引入，是弱者保护理念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最大体现，是人们在法制进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四）侵权行为的继续性

　　所谓环境侵权的继续性，是指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损害后果。传统的侵权行为一旦加害人停止实施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即告停止。而环境侵权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权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环境持续作用一定时间。也就是说，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期相当长。[8]环境侵权的这种特性对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表现在环境侵权主体的认定上，还表现在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因此赋予受害人以弱者身份，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的制度安排也有更充分的基础支撑。

（五）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

　　环境侵权中有大量的环境标准，如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污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和环境方法标准。各种环境标准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定其它环境侵权规范的基础，也是环境侵权司法的基础。这就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对于社会知识水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些高技术性的证明活动。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同样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同样需要我们的法律予以特殊保护。

二、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的人权基础

　　一切法律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环境法也是这样。因而环境法并不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环境法产生的基础，也是环境法的直接目的。环境法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从价值的序列说，人权位于所有权利的最高位阶，失去人权，人也就不再为人。[9]一般来讲，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其中第一代人权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所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这类权利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公民不受政府的侵扰。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的产生背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强大，他们不甘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于是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观，而作为社会最低层的平民，他们饱受封建专制的强权统治，他们渴望政治上的保障，以对抗强大的政府。而第一代人权的提出，正好最低限度的满足了在政治上处于弱者的平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人权的产生是对强者的限制，对弱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代人权乃至第三代人权同样反映这一主题，即人权出于对弱者的特殊保护。人权理论通过赋予公民等弱者基本人权的形式来抵御政府等强者的侵扰，通过对弱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形式来孜孜以求法律之公平正义。人权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法律巨大进步，是弱者运用人类文明成果即法律捍卫自身基本权益的体现，是人类不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的本质区别。从上述意义上说，人权的本质在于对若者的特殊保护。
　　环境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环境权益的行为，侵害对象是环境权。[9]那么环境权是否是人权，也就是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但有一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权最初就是作为人权的形式被提出来的。[10]而且是作为第三代人权被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早遭受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因此环境保护运动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环境权理论也发源于此，他是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1960年，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声称向北海倾倒放射形废弃物的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自此引发了环境权是否是人权的大讨论。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使环境权作为人权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也将人权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人类有权生活在“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重声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就这样，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不可或却新型人权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环境侵权弱者保护的本质是实质公平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宗旨和目的要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私法领域，奉行“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考察晚近的私法发展，不难发现在强调抽象人格、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还涌动着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导弱者保护的潮流，并且这种趋势日益增强，势不可挡，现在已经迅速渗透到各国私法立法中，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和公平。根据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划分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标准，我们可以将公平区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不同，它是指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公平或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的公平观，强调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
　　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虽属于侵权行为，在其特征上却更多表现为实质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不仅是对传统侵权的公平价值的冲击，更是对公平价值理念的发展和充实。正如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11]法律从关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到关注结果平等、实质平等，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关注弱者，保护弱者，通过赋予环境侵权弱者以“相对特权”，来追求法律之实质公平，这无疑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原则，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的产生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保护弱者是人类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显像，是法律规范人性化的反映。将弱者保护理念深入贯穿与环境侵权的始终，这是实质公平在本质要求，这对于我们加强环境侵权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具有基础性作用。

四、结语
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自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自贡市行政调解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

自府办函〔2009〕157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自贡市行政调解工作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自贡市行政调解工作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调解工作，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自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其他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开展行政调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与本机关行政职权有关的纠纷，以疏导的方式，促使各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从而解决矛盾纠纷的行为。
第四条 行政调解工作由各行政机关负责，市、区县政府法制机构对市、区县政府所属部门行政调解工作进行指导。
第五条 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与本机关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以及下级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纠纷进行调解。
第六条 行政调解实行自愿原则。各方当事人自愿是行政调解的前提和基础。　
第七条 行政调解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第八条 行政调解是否公开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并且应当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
第九条 行政调解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和积极主动原则，及时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各行政机关对职权范围内的调解事项，主动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尽量引导当事人接受行政调解，并力促达成调解协议。
　　第十条 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是否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二）申请有关行政调解人员回避；
　　（三）表达真实意愿，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四）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十一条 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陈述纠纷事实，提供证明事实的证据，并对其陈述和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负责；
　　（二）遵守调解纪律；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调解室，确定行政调解协调机构和行政调解人员，并在办公场所适当位置公布调解人员名单。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调解矛盾纠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调解对象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该矛盾纠纷与该机关行政职权有关；
（三）有明确的调解请求和相应的事实根据；
（四）未在人民调解、仲裁、诉讼中；
（五）各方当事人均明示同意调解；
　　（六）该矛盾纠纷具有可调解性。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由行政调解人员记录，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
行政机关收到行政调解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有关材料，对不符合行政调解条件的，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同时告知解决的渠道。
对符合行政调解条件的行政调解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征求被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不同意调解的，及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同时告知解决的渠道；被申请人明示同意调解的，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并及时告知申请人。
在未受理行政调解申请前，矛盾有可能激化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对与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纠纷，可以主动征求当事人意见，得到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启动行政调解。
　　第十六条 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由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先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机关对管辖权产生争议的，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指定管辖。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调解申请后，应当及时调查了解情况，拟定调解预案，并提前5个工作日将行政调解人员、调解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通知当事人。
　　第十八条 行政调解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调解人员或者当事人选择调解人员主持进行；对重大复杂的争议案件，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主持进行。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调解纠纷，必要时可以邀请当事人所在地人民调解组织、有关单位专业人员以及其他个人参加联合调解。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支持。调解跨区县、跨单位的纠纷，相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共同做好行政调解工作。
行政机关受理的行政调解案件，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及受委托方同意，可以委托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予以调解。
　　第二十条 当事人发现调解人员为本案当事人或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调解人员认为自己不宜调解本纠纷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调解人员是否回避。调解人员回避后，由当事人选择或者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调解人员。
　　第二十一条 行政调解预备阶段，调解人员应当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行政调解纪律、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说明行政调解人、记录人的身份，询问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
　　第二十二条 行政调解过程中，首先由申请人陈述权利主张并举证；然后由被申请人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调解人员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以及行政机关调查的情况，找准纠纷的焦点和各方利益的结合点，及时修正调解预案，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引导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促使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
第二十三条 行政调解应当制作笔录，调解结束后交当事人核对签字。调解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 案由；
（二） 调解主持人、记录人姓名；
（三） 调解当事人、第三人姓名或名称、住址；
（四） 举行调解的时间和地点；
（五） 申请人权利主张和证据内容；
（六） 被申请人、第三人的陈述、申辩及证据内容；
（七） 调解人员的调解内容；
（八） 调解结果；
（九） 其他需载明的事项。
第二十四条 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由各方当事人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书。行政调解协议书一般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事实、争议焦点及各方责任；
　　（三）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签名、调解人员签名。
行政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及案外人合法权益。
行政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具有合同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
行政调解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分别保留1份，行政机关存档1份。
　　第二十五条 经行政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终止调解，进入行政程序依法处理，或者告知当事人通过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渠道解决。
　　第二十六条 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继续申请行政调解或通过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渠道解决。
　　第二十七条 争议涉及第三人的，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调解结果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应当征得第三人同意，第三人不同意的，终止行政调解。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纠纷的调解，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终结；对民事纠纷的调解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终结。遇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5日。
　　第二十九条 行政调解案件应当一案一卷归档。文书顺序应为：
　　（一）行政调解卷宗目录；
　　（二）行政调解申请书或口头申请笔录、同意调解笔录；
　　（三）行政调解通知书；
　　（四）有关证据材料；
　　（五）行政调解笔录或行政调解协议书；
　　（六）送达回证。
第三十条 人民调解组织、人民法院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行政调解，依照相关规定移交给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调解的案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应积极组织调解。
人民调解组织、人民法院在进行调解时，需要行政机关配合的，行政机关应当积极支持。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严格履行职责，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对在行政调解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应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或者不积极履行调解职责，贻误纠纷调处时机，造成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或其他严重后果的，按有关规定和程序由行政机关或者监察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调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