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于2012年8月15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2012年9月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0月9日




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燃气的管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发展规划、应急保障、燃气工程建设、燃气储存、运输、输配、充装、经营、使用，燃气器具销售、安装、维修，以及燃气安全、监督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燃气事业的发展应当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统一规划、配套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燃气事业，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燃气科技发展，提高燃气管理水平。

第四条 银川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燃气的管理工作，其所属的银川市燃气管理办公室负责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燃气管理的日常工作。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发展和改革、规划、质量技术监督、安监、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环保、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燃气管理工作。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燃气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



第五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部门编制本市燃气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燃气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应按照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不具备条件的，应当预留燃气配套建设用地。

第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程项目和燃气经营网点的布局，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和燃气安全规定。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程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由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对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

燃气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八条 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九条 燃气工程的设备和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燃气工程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建设单位十五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经批准的公共管道燃气工程项目的施工安装。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市、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燃气输配应急预案，对燃气供求现状实施监测、预测和预警，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燃气经营企业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承担相关应急任务。
第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遇燃气供应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应当及时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采取限制用气的措施。

限制用气不得影响居民生活用气。



第三章 经营与管理



第十四条 管道供应燃气实行区域性统一经营，瓶装燃气可以多家经营。

燃气经营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燃气。

第十五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符合标准的燃气气源；
（二）有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储存、运输、输配、充装设施；
（三）有与燃气经营规模相应的自有资金；
（四）有固定的、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五）有相应资格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六）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七）有防泄漏、防火、防爆设备和抢险抢修队伍及装备；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范围内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应当向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县（市）范围内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应当向所在县（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连同相关材料一并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应当由具有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设立。并应当具备第十五条（一）、（二）、（四）、（五）、（六）、（七）项规定的条件。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范围内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供应许可证》；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县（市）范围内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的，由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县（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供应许可证》，并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审批情况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在取得《燃气供应许可证》和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通过道路、水路、铁路运输燃气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门、国务院铁路部门的有关规定；通过道路或者水路运输燃气的，还应当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或者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

第十九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燃气许可事项办理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目录、申请文本等。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和实地勘察。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歇业、合并、分立或经营场所和其他重大事项变更的，应当提前六十日向建设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以确保燃气用户正常用气为前提，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具有计量监测资质的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表计数器的记录为准，瓶装燃气应当以交付用户的实际重量为准。

第二十二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燃气的种类、气质成份等信息。



第四章 服务与使用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罐装、瓶装、管道燃气的压力、质量、数量、加臭剂量以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内残液存量应当符合规定标准；

（二）定期申报检验、维修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
（三）设置二十四小时抢修、报警、服务电话；

（四）制定用气规则，对用户进行安全知识宣传；

（五）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六）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七）不得拒绝向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供气；

（八）不得用槽车、储罐直接向燃气钢瓶充装燃气；

（九）不得涂改、出租、转让企业燃气经营许可证、燃气供应许可证；

（十）不得向无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经营性燃气；

（十一）不得使用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燃气钢瓶；

（十二）不得无故停止供气；

（十三）不得强行为用户指定燃气器具销售单位和品牌。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销售使用的燃气器具，必须是取得国家燃气器具产品生产许可证，安全质量认证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附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拟进入本市销售的燃气器具组织具备法定资格的检测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检测结果由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对已经通过气源适配性检测的燃气器具，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检。

禁止销售、安装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禁止销售和使用超过检验期限和检验不合格的燃气钢瓶。

第二十六条 从事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资质，工作人员应当接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知识、专业技术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二十七条 管道燃气单位用户和燃气计量表设置在住宅内的居民用户，其燃气计量表前燃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计量表和表后燃气设施及其燃气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更新，费用由用户承担。

燃气计量表设置在居民住宅公共部位的，燃气管道进户墙外侧的燃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管道进户墙内侧的燃气设施及其燃气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更新，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二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燃气用户档案，并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管道燃气用户需要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燃气用途或者安装、改装、拆除固定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的，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并由燃气经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所产生的费用由用户承担。

燃气用户需要更名、过户、销户时，应当到燃气经营企业办理变更或者销户手续。

第二十九条 管道燃气停气时，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提前四十八小时通知用户。因突发事件影响正常供气时，应当及时通知用户。恢复供气的时间不得安排在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之间。

第三十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则正确使用燃气；

（二）定期维护、检修和更新燃气器具，不得使用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

（三）不得盗用燃气、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四）不得对燃气钢瓶加热、改变燃气钢瓶检验标记或者拆修燃气钢瓶阀件；

（五）不得自行处理燃气钢瓶残液；

（六）不得自行拆卸、安装、改装管道燃气计量器具和燃气设施及燃气器具；

（七）不得自行安装以管道燃气为燃料的热水器、空调等设备；

（八）不得增容安装不符合管道流量的燃气器具；

（九）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

（十）燃气设施抢修、维护更新、检验时应当予以配合；

（十一）不得涂改或擅自转让燃气使用证；

（十二）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危害燃气设施安全；

（十三）不得用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引电器地线；

（十四）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十五）不得有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用气行为。

第三十一条 燃气用户有权对燃气质量、计量、价格、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企业质询，也可向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物价、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在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健全燃气安全保障体系，宣传普及燃气安全知识，提高全民燃气安全意识，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三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检查、维修维护、事故抢修等制度，配备必要的报警检漏设备和安全设施。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重要燃气设施所在地设置统一、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配备专职人员进行巡回检查。对重大危险源应当采取二十四小时监控措施。

燃气经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安全人员，应当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第三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燃气器具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应当书面告知用户安全隐患及整改措施；遇紧急情况，可立即采取限制用气措施。

燃气用户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以持安全隐患告知书，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采取限制用气措施。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镇燃气设计规范》规定的燃气管道安全距离范围内动用明火、挖沟取土、修建建筑物、堆放物品、栽植树木、排放腐蚀性物质，或者从事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固定燃气设施，不得损坏、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建筑物、构筑物占压燃气管道的，应当在限期内拆除。

因建设工程施工确需拆除、迁移燃气设施的，按照建设工程报批程序，经相关部门同意后，报建设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 经批准在燃气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进行施工的单位，应当在施工前与燃气经营企业确定保护措施，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监督下施工。

第三十八条 除紧急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上的公共阀门。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情况，应及时向燃气经营企业、消防、环保或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发生燃气事故，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及时组织抢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三）、（九）、（十二）项之一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六）、（七）、（八）、（十）、（十一）、（十三）项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建议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项，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侵占、毁坏、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固定燃气设施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损坏、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建筑物、构筑物占压燃气管道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承担。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涉及发展和改革、规划、质量技术监督、安监、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环保、工商等部门处罚权限的，由上述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处罚。

第五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是指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气体燃料；

（二）燃气工程是指燃气的贮存、输配设施和管道燃气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三）燃气设施是指燃气生产、储存、运输、输配、供应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和计量装置；

（四）燃气器具是指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机动车燃气器具等燃气用具和燃气钢瓶、工业燃气设备；

（五）燃气经营企业是指生产、储存、输配、供应燃气的企业；

（六）燃气用户是指使用燃气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冯春明

[内容提要] 侦查监督系指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法律控制。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因此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及侦查程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而后者则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立案监督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凡符合立案监督条件的案件均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立案监督活动同其它法律活动一样，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本文拟以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我国的警检关系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探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机制之途径。


刑事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活动的极易损权性决定了刑事侦查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我国《宪法》第129条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刑事诉讼法》第87条亦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活动中的立案监督权。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运行，尚处于磨合阶段，有许多尚待梳理、完善之处。因此，笔者拟以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就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做一探析。
一、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行使立案、侦查监督职责时的难度非常之大。同时由于现有监督制度的缺失、监督权限的困锁，加之法律监督价值取向的过于理想化，导致各地程度不同的存在监督的形式化、空洞化，以致出现监督不力、纠正违法不到位，及由于过分强调监督的数量而出现监督质量不高、不应当监督的案件被监督，应当强化监督的案件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
（一）立案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由此可见，我国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对象仅限于有立案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但实践中我们发现，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有其局限性的，如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的违法案件中，已涉嫌犯罪的案件，由于行政执法部门未依法移交立案，公安机关则难以启动立案程序。另外，目前的立案监督活动还存在获取立案监督线索难度大和立案监督的范围过宽、过乱的问题。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活动中，对负有立案职责的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接警记录、相关案卷，缺少查阅、调取的法律依据，以及由于对立案监督界限的模糊认识，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对公安机关尚未发现犯罪事实，本属于侦查监督部门新发现的案件线索，不该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却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等问题。
由于出现不该监督而监督的情况，致使立案监督的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甚至导致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效果的质疑，致使侦查监督部门将立案监督的范围局限在对“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的监督上，从而又使众多应当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得不到有效监督。
立案监督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凡符合立案监督条件的案件均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立案监督活动同其它法律活动一样，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笔者认为：立案监督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况，是我们对“立案监督”实质内涵理解认识上的偏差所致。因为《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的应当进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已经明确的界定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公安机关“有案不立”、“不破不立”等“不作为”或枉法不追诉的问题，其监督范围并不是仅限于“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范围之内。若仅将立案监督限定在“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范围之内，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将难以实现。同样将不应当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也势必引起立案监督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人权的侵犯。
（二）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侦查监督过程中，通过审查批捕、提前介入的监督方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是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仅限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其他案件难以纳入侦查监督的视野；二是由于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侦查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一般不会自案卷中得到反映，因而导致监督活动的被动性。另外，批捕后由于缺乏跟踪监督的措施，使侦查监督活动事实上处于失控状态；三是介入侦查带有局限性和盲目性，所谓局限性系指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线索来源的局限性，因为决定是否提前介入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来源于公安机关拟提请批准逮捕的重大疑难案件。所谓盲目性系指侦查监督部门，在尚不掌握公安机关立案底数和案件性质及强制措施适用的情况下，导致“介入”方向的盲目性。四是法律对“介入侦查”缺乏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如介入后如何引导侦查、如何实施监督，及监督的程序、措施等均未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的介入流于形式；五是现行法律对侦查监督权缺乏硬性的规定，即使发现侦查机关的活动中有违法行为也难以得到纠正，如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逮捕措施不当的，检察机关缺乏予以纠正的程序和权力。《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因此，接到通知的人民检察院即使发现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不当，也无能为力，即使检察机关事后发《检察建议》予以纠正，但为时已晚，更何况《检察建议》仅是建议而已，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再如公安机关立案后无法定理由终止侦查的，侦查监督机关亦无硬性措施依法予以重新启动侦查程序。
传统的审查监督模式，尽管可以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但该监督模式仅局限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而且是事后监督，在有些方面已经于事无补。而且就监督的内容而言，也是很不全面的，受制于案件审查的局限性。如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有无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有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有无不应当撤案而撤案”、“有无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是否存在“无法定理由立案后终止侦查”的情形等，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另外，就司法实践而言，侦查监督的运作及其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检警关系的定位以及检警之间对检警关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二、侦查监督活动中的检警关系
侦查监督涉及检察权与侦查权之间的运作、协调关系，即检警关系。当前世界上存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检警结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享有领导权、指挥权，检察官主导案件的侦查程序。这一模式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目前以法国、德国为主。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警察职权，由本篇所指定的官员、公务员和行政职员在共和国检察官的领导下进行”。在德国，侦查始终被认为是检察官的职权，司法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其《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由检察机关主导侦查程序；第163条规定，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误的决定”，对自己的侦查结果应“不迟疑地”送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进一步侦查。
在该种模式下，侦查权就是检察机关本身所具有的职权，故而侦查监督就不会以外部形式表现出来。其优势在于使国家行使追诉权享有极大的主动性，从而让检察官参与并指挥侦查活动，以达到使检察官准确地作出是否予以起诉的目的，体现了诉讼过程的合理性、便捷性。缺点在于检察官对案件不可能事必躬亲，不能参与并指挥每件案件的所有侦查活动，有时的决策不一定正确，影响了警察的侦查积极性。
（二）检警分立模式。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检察机关不介入侦查程序，不对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对侦查机关的影响甚微，例如检察机关认为被移送的案件证据不充分时，可以要求补充侦查，如果警察机关不同意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不能干涉这种自由裁量权，予以制裁的方式只是结束案件的诉讼。明确区分侦查权和起诉权是英国皇家检察院赖以建立的原则之一。①美国、加拿大也基本采用此制度。
该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同时也使得检察官对案件的审查更为客观，缺点是难以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快速实现，妨碍国家追诉权正确有效地行使。检察官难以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只能在侦查机关提供的案件材料和证据基础上决定是否起诉。为改变检察官没有侦查权、监督权的被动局面，在最近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开始向警察部门派遣律师，以便在收集证据上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但只是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没有立法规定。由此可以发现，该种检警模式下，因侦查权与检察权互不干涉，检察机关无法客观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三）检警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是检警结合和检警分立的结合体。目前以日本为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法律规定，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和警察应相互协助；同时在侦查程序中，检察官是具有参与权和指挥权的。因此，在该种模式下，是不存在侦查监督的。这种模式能很有效地避免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在侦查案件中，总体上保障检察官的主导作用和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司法警察的独立性。
与上述三种模式而言，我国的检警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独具特色。在案件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法院分别行使侦查、起诉、审判的职权；由于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检警关系主体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检察官与警察各司其职，均保持有很大的独立性，公安机关负责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只就少数由法律规定的几类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没有领导指挥权。2、检警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具体表现在检察机关中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责：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查批捕；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有异议时，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这是根据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确立的。
继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一分为二，成立审查批捕厅和审查起诉厅，2000年这两个厅又分别更名，将审查批捕厅改名为侦查监督部门，并规定其职权分为对公安机关及本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对公安机关及本院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的监督、审查批捕三部分。说明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提高。侦查监督工作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前世界上存在的检警结合模式、检警分立模式、混合模式等既有其可行之处，也有其弊端。鉴于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笔者认为，我们应依据我国宪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关系，即“检警配合、制约模式”。需要说明的是： “检警配合、制约模式”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制约”，因为“制约”才是“检警配合”的最好形式，检警之间只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更好地体现检警之间的配合关系，从而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进行，进而达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侦查监督系指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法律控制。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因此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及侦查程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而后者则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因此可统称为侦查监督②。笔者赞同以上观点，因为立案与侦查毕竟处于诉讼前、后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将侦查监督分为广义的侦查监督和狭义的侦查监督，这既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又便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运作。
所谓广义的侦查监督，它包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刑事立案的监督两部分，其说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活动的内容就是检察权行使的内容；狭义的侦查监督则不包括立案监督，它是就侦查过程实施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它有利于侦查监督活动的具体实施。
（一）立案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首先，笔者认为，我国司法界对立案监督的范畴的界定值得商榷，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将检察机关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纳入立案监督范畴，司法实践中亦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纳入“立案监督”的同一框架之中。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而实施的监督。立案监督，即侦查的发动，它是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作为”而实施的监督。另外，就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段而言，刑事立案监督活动开始于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结束于刑事立案之后，目的是为了解决侦查机关有案不立的问题。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则表现为侦查机关违法立案、违法办案，使“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被错误地纳入了刑事诉讼轨道。此时，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已经开始，其在客观上已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然，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只有通过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实施监督和纠正，才能实现法律监督的效果。同时，鉴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活动开展于侦查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只有通过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监督才能发现和解决。再者，尽管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看似属于“立案”的范畴，但立案后其侦查活动已被合法化，当事人已被错误地纳入刑事诉讼轨道，其人身权利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始于侦查监督环节，此时若不将其纳入侦查监督范围运作，将使侦查机关已有的侦查活动游离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外，单一地纠正公安机关的“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只有通过侦查监督活动才能有效地纠正和解决侦查机关违法立案、违法侦查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根据这一规定，一是具备两项条件可以立案。其一是有犯罪事实，即立案的事实条件；其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立案的法律条件。二是根据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对已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立案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监督，它是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前的监督。因此，笔者认为刑事案件发生后，纳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法定形式，是侦查机关就案件事实所作出的立案决定。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的范围，应注重从侦查机关行使立案权力方面予以设计和界定，以解决公安机关有案不立，受害人状告无门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活动的时间段，应界定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至公安机关立案前，立案监督的案件应界定在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之内，进而明确立案监督的时间和范围，使已发刑事案件及时纳入刑事诉讼轨道。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所谓“不立案”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对案件的定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准而“未立案。”如是强奸还是通奸、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等；二是由于尚未发现犯罪事实而“未立案。”如被害人未到公安机关报案、行政执法部门未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等；三是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如为了提高“破案率”和减轻破案的压力而“不破不立”、为使犯罪嫌疑人免受追诉，徇私枉法“不立案”等。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一、二种情况检察机关不应实行立案监督，因为公安机关在主观上并不具有“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故意，其不应被视为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上述两种情况，检察机关受理举报或发现犯罪事实后，应作为案件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并共同就案件的定性进行分析和把握。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立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第三种情况应属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范围。因为公安机关“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直接阻碍了诉讼程序的启动，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上述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应界定在公安机关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之内，检察机关只有将立案监督明确锁定在 “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监督效果。
另外，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的监督途径而言，有效地掌握案件的第一手材料是实施立案监督的前提，除在审查案件、受理群众来访的过程中发现线索外，走访调查、调取案卷及对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全面掌握是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有效途径。但落实上述问题，特别是侦查监督部门初查权的配置、“调取案卷”和“对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全面掌握”等，尚缺监督权及其程序设计上的支持。面对公安机关的“不破不立”、枉法“不立案”等情况，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必要的初查权和刑事案件侦查权，同时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取侦查机关相关案卷、调取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权力，以及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给予纠正和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的权力。同时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移交刑事案件的问题，亦应当纳入立案监督的范畴，因为行政执法部门不移交刑事案件，直接阻却了刑事诉讼的启动。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要求行政执法部门说明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理由，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通知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部门发出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与向公安机关发出的《立案通知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公安机关接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应当立案。因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事实上是立案监督的延伸，但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作进一步的规范。
（二）侦查活动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③，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活动监督，其对象包括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中的自侦部门。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及侦查权的行使均应纳入被监督的范围。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从广义上讲，应自侦查机关立案始至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止，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均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但是，鉴于公诉审查阶段的监督属事后监督，明显带有滞后性，因此，笔者认为在侦查监督时间段的界定上，要注重强调“同步监督”的效果，应将侦查机关立案至侦查机关侦查终结这一时间段，作为侦查监督部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予以界定，这样更便于对侦查监督机关的职责和监督程序进行设计，也便于侦查监督部门有效的实施监督。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可概括为下列五种途径：一是传统的审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审查案卷、复核证人、提审犯罪嫌疑人等手段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监督。二是宏观监督。即检察机关通过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的全面掌握，以求达到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它涉及对公安机关立案前、后的所有案件侦查流程的宏观把握。三是介入侦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通过介入侦查实行监督。四是通过受理有关的控告、举报线索进行监督。五是跟踪监督，即对批捕或不批捕的案件，关于强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对侦查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
侦查监督活动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目的是防止和解决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违法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合法权益及违法变更强制措施、枉法不追诉等问题。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1、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2、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3、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4、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5、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6、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7、在侦查活动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8、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孳息的；9、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10、违反羁押和办案规定的；11、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的④。
笔者认为，将上述十一种情形纳入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对无法定理由“立案后终止侦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当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因为“立案后终止侦查”事实上就是对犯罪的放纵，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的侦查，直接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公安机关撤案问题应有明确的界定，因为，所谓“撤案”系指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后，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所做的撤案处理，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件”的撤案，即公安机关经侦查认为案件事实不能成立而撤案，该种情况公安机关应当撤案；二是对“人”的撤案，即经侦查或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及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而撤案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作撤案处理并不意味着对案件作撤案处理，公安机关对尚未破获的案件有继续进行侦查的义务，不能因此而撤案。目前侦查监督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侦查监督的范围问题，而是侦查监督权的配置和完善问题。然而，若完善侦查监督权的配置，必须对监督范围有明确的界定。
笔者认为，侦查监督的核心内容是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因此“不应当撤案而撤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违法使用、变更强制措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及“立案后无法定理由中止案件侦查”等，应作为侦查监督活动的重点。因为，刑事诉讼活动只有寻求程序公正，才能实现实体公正，侦查监督只有立足于程序监督，才能确保侦查活动的公正性和实体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实体公正将无从谈起。另外，只有以程序监督为核心，才能在侦查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寻求“同步监督”的效果。
所谓“同步监督”，是相对于“事后监督”而言的侦查监督活动，系指侦查监督部门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侦查终结期间，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所实施的监督。其同步性表现为：侦查监督活动与侦查活动的同步性、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的同步性。
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系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程序合法性的监督，是侦查监督活动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侦查监督部门应将侦查程序监督作为侦查监督活动的重中之重，并将其建立在与侦查活动同步、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同步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侦查监督权的配置上应有所突破，如建立公安机关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及撤案备案制，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立案、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或撤案后，应向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备案，从而，使侦查监督部门从宏观上掌握公安机关的侦查情况和侦查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同时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阅案卷（包括副卷），跟踪监督的权力，建立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抽查机制，强化纠正违法的力度，如针对公安机关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情况，可发出《立案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重新立案；对公安机关违法取消、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有权予以纠正；对公安机关应当移送起诉而不移送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有权通知其依法移送；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及其它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有权进行初查或侦查等。
另外，为给侦查监督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应将侦查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侦查监督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情况，作为职务犯罪构成的情节来考虑，并在立案的标准上加以规定。如对枉法不追诉案件可规定：对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立案监督程序，通知立案而拒不立案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枉法不追诉罪立案；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立案监督程序，通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而拒不移交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立案；对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侦查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后，仍进行刑讯逼供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刑讯逼供罪立案。同时，制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规程，并赋予检察官必要的侦查指挥权，即从法律监督角度设计的，经严格限制的“有限的侦查指挥权”，以确保侦查监督权的有效实施。
综上所述，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侦查监督权配置和完善则是检察机关实施侦查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理解和把握侦查监督的实质内涵，科学界定侦查监督权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基本要求。通过立法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是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①王晋、刘生荣.英国刑事审判与检察制度.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