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


第205号


　　《吉林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已经2009年3月17日省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实施。

省　长　

二○○九年四月一日

　　吉林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公共机构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中的表率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机构以及本省驻外省的公共机构,均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节能工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在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导下,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省的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县级和市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在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导下,负责本级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下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系统各级主管部门在同级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指导下,开展本系统内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教育和培训,普及节能科学知识,提高公共机构人员的节能意识,增强节能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公共机构节能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的预算,用于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广以及节能的改造、监督管理、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活动。

　　第七条　公共机构负责人对本单位节能工作全面负责。

　　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应当作为对公共机构及其负责人进行绩效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二章　节能规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制定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将节能规划确定的节能目标和指标,按年度分解落实到本级公共机构。

　　第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根据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确定的节能目标和指标,结合本单位用能的特点和上一年度用能状况,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及其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节能管理或者节能改造措施,保证节能目标的完成。

　　公共机构应当将年度节能目标及其实施方案,于每年1月31日前,报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备案。

　　第三章　节能管理

　　第十一条　公共机构应当实行能源消费计量制度,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区分用能种类、用能系统实行能源消费分户、分类、分项计量,并对能源消耗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纠正用能浪费现象。

　　第十二条　公共机构应当确定人员负责能源消费(水、电、气、煤、油、市政热力等能耗)统计,如实记录能源消费计量原始数据,建立统计台账。

　　公共机构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向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送上一年度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制定、公布和调整本级公共机构能源消耗定额,监督公共机构在能源消耗定额的范围内使用能源。

　　第十四条　公共机构应当积极推广应用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加快淘汰高能耗用能产品、设备。

　　第十五条　公共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强制采购或者优先采购的规定,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不得采购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优先将取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列入政府采购名录。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第十七条　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维修改造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施工、调试、竣工验收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的情况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部门,应当对本级公共机构的建设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的项目,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级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能源审计,对本单位用能系统、设备的运行及使用能源情况进行技术和经济性评价,根据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公共机构的能源审计,可以委托节能服务机构进行,也可以采用国家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四章　节能措施

　　第二十条　公共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节能运行管理制度和用能系统操作规程,加强用能系统和设备运行调节、维护保养、巡视检查,推行低成本、无成本节能措施。

　　第二十一条　公共机构应当设置能源管理岗位,实行能源管理岗位责任制。

　　公共机构的能源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能源使用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公共机构可以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委托节能服务机构进行节能诊断、设计、融资、改造和运行管理。

　　第二十三条　公共机构选择物业服务企业时,应当考虑其节能管理能力,并将其提出的具体节能管理措施,作为重要的参考条件。

　　公共机构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应当载明节能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第二十四条　公共机构实施节能改造,应当进行能源审计和投资效益分析,明确节能指标,并在节能改造后采用计量方式对节能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和做出综合评价。

　　第二十五条　公共机构应当在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供热系统、采暖制冷系统、照明设备和热水供应设施等方面进行节能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应当优先使用遮阳、改善通风等低成本改造措施。

　　第二十六条　公共机构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用能管理:(一)加强日常办公用电的管理,减少空调、计算机、复印机等用电设备的待机能耗,建立班后断电和用电巡视检查制度;(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空调室内温度控制的规定,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改进空调运行管理,提高空调能效水平;(三)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实行供热计量收费;(四)加强自行供热系统的运行管理,根据需要对燃煤、燃油、燃气锅炉进行节能检测和改造,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五)电梯系统应当实行智能化控制,合理设置电梯开启的数量、楼层和时间,加强运行调节和维护保养;(六)办公建筑应当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使用高效节能照明灯具,优化照明系统的设计,采用限时开启、间隔开灯等方式改进电路控制,推广应用智能调控装置,严格控制建筑物外部泛光照明以及外部装饰用照明;(七)食堂采用节能灶具和设备,有效降低能源消耗。

　　第二十七条　公共机构应当加强办公用房、办公设施和设备等资源的集中整合,减少能源消耗。

　　第二十八条　公共机构应当加强内部和各机构之间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积极推进电子政务,采取减少会议数量,缩短会议时间,健全完善电视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系统等措施,降低能源消耗。

　　第二十九条　公共机构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加强车辆节能管理:(一)对公务用车实行编制管理,严格控制车辆保有数量;(二)按照规定的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优先选用低能耗、低污染、使用清洁能源的车辆,严格执行车辆报废制度;(三)制定公务用车节能驾驶规范,禁止非公务用途使用车辆,严格执行公务车节假日封存停驶、定车定点加油、定点维修等制度;(四)严格执行车辆百公里耗油分类控制标准,定期公布单车行驶里程和耗油量状况,推行单车能耗核算和节能奖励制度;(五)积极推进公务用车服务社会化,加快机关班车、接待用车和公务车使用制度改革,鼓励工作人员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五章　节能监督

　　第三十条　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举报公共机构浪费能源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设立节能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公众对于浪费能源行为的举报,并对举报及时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本级公共机构能源消耗信息化管理监测体系,对公共机构能源消耗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定期公布公共机构能耗状况。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下列节能监督检查工作:(一)建立落实节能管理制度和相关措施的情况;(二)执行国家、省有关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名录和淘汰或者限制使用的用能产品、设备、设施和材料名录的情况;(三)能源消费计量、监测和统计的情况;(四)能源消耗定额执行的情况;(五)用能系统、设备节能运行的情况;(六)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情况;(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节能监督检查事项。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节能规章制度不健全、超过能源消耗定额使用能源情况严重的公共机构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公共机构应当接受和配合节能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有关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事实真相。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公共机构节能考核评价办法,于每年3月份对公共机构节能任务和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评价,并将结果予以通报。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于在公共机构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做出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表彰或者奖励。

　　第三十八条　公共机构开展节能活动节约的费用,可以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节能奖励。具体的奖励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公共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由有关机关对公共机构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一)未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将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备案的;(二)未实行能源消费计量制度,或者未区分用能种类、用能系统实行能源消费分户、分类、分项计量,并对能源消耗状况进行实时监测的;(三)未确定人员负责能源消费统计,或者未如实记录能源消费计量原始数据,建立统计台账的;(四)未按照要求报送上一年度能源消费状况报告的;(五)未设置能源管理岗位的;(六)未按照规定进行能源审计,或者未根据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的;(七)拒绝、阻碍节能监督检查的。

　　第四十条　公共机构不执行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采购或者优先采购的规定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或者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以产品、设备价值20%以上30%以下的罚款;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第四十一条　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部门对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公共机构建设项目予以批准或者核准的,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公共机构开工建设的建设项目,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责令限期整改;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二条　公共机构违反规定超标准、超编制购置公务用车或者拒不报废高耗能、高污染车辆的,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对车辆采取收回、拍卖、责令退还等方式处理。

　　第四十三条　使用能源超过能源消耗定额不能说明充分理由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予以通报;并会同有关部门下达节能整改意见书;逾期未改正的,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减少5%以上10%以下下一年度核拨给该单位的财政资金。

　　第四十四条　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浅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刘长秋
（20002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上海）


摘 要：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浅要分析。
关键词： 死亡权；权利虚置；立法设计
中图分类号：DF90•0 文献标识码：A

与出生权一样，人的死亡权问题也是各国法理学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复杂问题。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安乐死问题的重新关注，尤其是2001年4月荷兰安乐死法案的通过所带来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再思考，死亡权再一次作为一个亟需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被摆到了各国理论研究者的桌面上，并重新在各国理论界引发了激烈争论。那么，人到底是否应当享有死亡权呢？假如人享有死亡权，则该权利有哪些特点，我国立法者又应当怎样从立法上去对这一权利进行科学地设计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浅作探究。
一、人应当享有死亡权
笔者认为，与享有生存权一样，人也应当享有死亡权，主要理由如下：
1．生命权是公认的人所固有的基本权利，而在逻辑上，死亡权是生命权的一个方面。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生命是指包括从人的生命形成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因此，生命权应相应地包括人在生命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具有的三个具体权利内容，即生命从开始孕育到出生时的出生权、从出生后到死亡前的生存权以及临近整个生命末端的死亡权。[1]就是说，人的生命权之中实际上已经先天地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而生命权又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因而，作为生命权之中的死亡权显然也应当是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
2．保障人死亡自由的需要是人享有死亡权的根据。
从法理上说，权利是对权利主体利益和自由的确认或保障，而死亡权就是对濒死病人死亡自由的确认。由于人的生命是属于个人的，“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2] 因此，人有要求死亡的自由，而为了使这种自由最终获得实现，人也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只要这种死亡的权利不违背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另外一方面，生命又不仅属于个人，它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会给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某种隐患或损害时，社会可以对个人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时，法律就会成为限制人死亡权的最有效手段。[3] 可见，只有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无害甚至会有益于社会时，个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而个人的这种死亡权也才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确认和保护。例如，在安乐死的情况下，病人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尽管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4] 但由于其为他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要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法律没有理由限制病人的这一权利。
3．死亡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在法制文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个人显然应当享有死亡权。
法制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追求并最终要实现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而法制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法律的制定、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5] 因此，衡量一部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看该法律对反映公民个人意愿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程度。在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允许病人安乐地死去，恰恰是法律对这些病人基本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因为，在病人治愈已无多少希望而活着又只能倍受痛苦的情况下，不允许病人自由且安乐地结束自己生命以结束其所承受的痛苦，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折磨。这种行为是极不人道的，是对病人基本意愿的漠视。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与保障，是文明社会法制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4．从《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现行《宪法》为人们实际享有死亡权提供了较为可行的立法空间。
首先，《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说明，在我国，人格尊严是受法律并首先是《宪法》的严格保护的，而死亡权作为濒死病人主动结束自己痛苦生命的一种自由权，实际上也是他们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自由权。绝症病人在临终前深受病魔的折磨，往往都痛苦不堪，以致无法维护其在正常情况下作为正常人时所本应具有的尊严。对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而言，这种痛苦地活着远不及安乐地死去。而死亡权允许他们选择安乐死这种死亡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或消除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体现了是对濒死者生命质量和尊严的尊重，是对我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一种细化和回应。
其次，我国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这并不想当然地意味着《宪法》对死亡权的排斥和拒绝。这是因为，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则性和概括性的法律，它不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都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而只能概括地提供一个“纲”，而将那些具体的权利留给其他部门法去规定。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宪法》拒绝了这些具体权利。相反，实际的情况是，《宪法》并没有拒绝这些权利，而是将这些权利隐含在了某些条文之中。例如，《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名誉权，但由于名誉权是公民维护其人格尊严的一项必备权利，所以，没有人会否认《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权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名誉权。同样，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由于死亡权的本质是人自主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自由，因此，笔者以为，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换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中是包含死亡自由的，只不过这种死亡的自由需要借助其他公民（例如医生）来帮助其实现而已。
再次，当代宪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是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使得“权利本位”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一个重要倾向。而根据“权利本位论”所主张的权利推定规则：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应当是法律所允许的。当前，由于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将死亡权拒之门外，所以，人们实际上可以享有死亡权，只不过在具体享有死亡权的方式和程度等方面还需要由某些专门的法律（例如安乐死法）来加以细化和进一步明确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的产生和法律对死亡权的认可与接受也是与《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向相一致的。
二、死亡权的特点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人应当享有死亡权。然而，作为一项理论界尚存在争议的权利，死亡权又必然是不同于普通法定权利的，它有着某些自身专有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死亡权是一项伦理色彩很浓的权利。
由于死亡权所保障的是人趋死的自由，是直接挑战人的生命关系的一项权利，因此，死亡权具有极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死亡权的确认和保护极有可能会引发伦理上的危机。这是因为，法律一旦确认了死亡权，实际上也就是将死亡权上升到了法定权利的高度。我们知道，法定权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在其受到不当干预和侵害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寻求民事、行政或刑事方面的保护，易言之，一旦这些权利受到不当干预或侵害，有关的权利主体便会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所以，不难想象，如果法律确认了人的死亡权并规定了与之相匹配的司法救济措施，则对于与病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具有亲情而力图挽留病人生命并在客观上干预了病人死亡要求的病人的近亲属来说，一旦病人动用死亡权这块挡箭牌，则无疑将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是其从心理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由此可见，死亡权的伦理性是很强的，它在立法中的确立会极大地冲击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
2．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
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有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两种存在形式。其中，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依赖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先天存在着。而法定权利，顾名思义，是指法律规范中的权利，是由自然权利最终演化和发展而来的，对权利主体而言，其所具有的自然权利能否获得实现，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要使这些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是说，要使这些自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否则，自然权利对权利主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些奢侈品。但法律是否会对这些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却要取决于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既定事实。以生存权为例，在奴隶社会中，尽管奴隶也先天地具有生存权，但这种自然状态的权利却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法律上是不享有生存权的，在其生存权受到奴隶主的侵犯时，奴隶无法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这种现实直到人类进化到了社会普遍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应当被重视并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阶段时才得以改变，生存权被最终纳入到了法定权利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法定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法定权利就是对自然权利进行平衡、筛选而产生的”，[6] 自然权利是法定权利的价值基础。
对于死亡权而言，它最初与生存权一样，也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而存在的，并且是一项人所固有的天赋权利。作为一项固有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存在并不以法律的宣示为要件，就是说，即便在法律没有宣示这一权利的情况下，这一权利依旧天然地存在着。这正是尽管法律已经运作了上千年而迄今依旧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敢于明文禁止个人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权的这种特点产生了下面这样的要求，即在客观上具备了法律对该种权利加以规定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必须是有限度的逐步介入，而不可能是对死亡权的全面肯定和保护。
3．死亡权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下列事实，即：一旦该种权利被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则其只能以一种非诉权利的身份出现在立法的条文中。
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浓厚伦理性，使得法律在对待这一权利时，不能够采取过于轻率的态度，简单地加以确认和保护，而必须要具体分析这一权利所赖以实现的现实条件，有选择、有限制地加以规定。否则，就难免会引发某些伦理上的危机，背离法律日趋向公平和正义发展的最终方向。此外，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对这种自然权利而言，在当前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事实条件在理论界尚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法律对于死亡权虽应当加以认许，以使其最终摆脱自然状态，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其受到善意干预时，法律却不应对其提供司法救济。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某些伦理危机。具体到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死亡权的本质目的在于肯定和鼓励已无生还希望的濒死病人坦然结束自己生命的勇气和自愿为家庭与社会减轻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而不是保护其要求死亡并为实现这种死亡而不惜伤害其亲属的自由。可见，与健康权、隐私权等法定权利不同，死亡权是一种不可诉的权利。
4．最后，作为一种主要基于解决安乐死问题而将被提升到法定权利高度的伦理性权利，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
换句话说，在权利的主体方面，依法可以享有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那些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而且，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群体范围之内，也并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完全地享有并任意地行使死亡权，某些人依旧不应享有并行使完全的死亡权，例如那些具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在其尚未达到法定民事责任年龄、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下，其死亡权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而对于那些尽管也已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但却并不愿意结束自己生命的濒死病人来说，显然也谈不上所谓死亡权的问题。这种适用主体范围的有限性也是死亡权区别于其他人身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死亡权所具有的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对立法提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普通法定权利的要求，这给立法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由于实践中已经存在许多病人自愿要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相关案例，且客观上也具有对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需要，因此，立法者应当在审慎衡量人们的死亡权问题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人的死亡权作出规定。这样一来，法律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权，便成为立法者乃至立法理论工作者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法律对待死亡权的应有态度：对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在我国，就现阶段而言，立法尚未明确涉及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人们的死亡权加以认许。因此，死亡权在我国目前还只是一项自然权利，还没有被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安乐死问题已经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其合法性已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社会的发展以及利益与自由保障的需要决定了其必然也会象生存权一样，最终需要被提升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对于立法者而言，科学合理地设计死亡权便成为其所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那么，立法者应当怎样去具体设计死亡权呢？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规定死亡权呢？
笔者以为，由于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诉性和浓厚伦理性，决定了立法者在对死亡权进行设计的时候，只宜将该权利加以虚置，即：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配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这一点无疑使得“法定死亡权”具有了一定的法理悖论性。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法律不仅应当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当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7] 也就是说，对某一项具体权利而言，其对法律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宣示以确认该项权利，也就是将原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该项权利升格为一项法定权利；其二是从程序上就该项权利提供救济，也就是在该项权利受到不当侵害时，通过司法方式对其提供保护。而对死亡权而言，法律显然只能够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一个要求——宣示该项权利，而无法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二个要求——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那么，对于死亡权这种“法定死亡权”来说，假如它仅仅得到了法律的宣示而没有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则是否会有悖法理呢？
笔者以为，权利对法律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都不是绝对的。就法律对权利的宣示而言，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宣示。法律是否宣示或确认某一项权利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事实，或者说是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需要，只有当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要并具有了加以立法宣示的必要条件时，法律才会对某项具体的权利加以宣示。而就法律应当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而言，这一点也不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绝对的。某些特殊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伦理色彩很强的权利，便不宜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如妻子对丈夫所享有的配偶权受到侵害，便不享有诉权而得到救济。所以，严格来讲，法律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宣示权利，并应当对普通的权利配置救济程序。这样看来，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也是不违背传统法理的。
当然，有些学者可能会因此而对“法定死亡权”的意义提出质疑，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有一种意识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即：权利是对利益的斤斤计较。在这种权利意识已被逐渐格式化的情况下，一项不可诉的权利由于并不具有普通权利的利益保障功能和需要，那么对它来讲，其在立法上的存在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还大有画蛇添足之嫌。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花朵可为人添美，但虚假的权利只能是伪善。”[8] 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下面，我们不妨用一个比较蹩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医生的作用在于能够开出一剂能够消除其病苦的好药；但对某些特殊的病人而言，比如说，一个渴慕得到一朵鲜花却又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如愿以致积郁成疾病人，医生的作用或许更应当在于它能够送给该病人一朵其梦盼已久的鲜花，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驱走心头的忧郁，剪除其致病的本源。可见，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鲜花有时候也应当是所应提供给病人的一剂良药。而对于一部好的法律来说，某些看似装饰品的、虚置的、不可诉的权利也未尝不具有上述我们所说的鲜花的这种作用，假如我们把法律视为由立法者这类“医生”所开出的一个药方，则这些权利便是这个药方中的一剂剂良药。而假如我们将这一例子与安乐死作一下对类比，则对于那些饱受痛苦而又绝无治愈可能性的濒死病人来说，死亡权的意义便恰似医生药方中的鲜花，它在装饰法律、宣示法律文明的同时，也为这些病人趋死的愿望和以死亡来减轻其家庭和社会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援助。因此，对于法律来说，设置一些诸如死亡权等在内的不可诉的虚置权利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死亡权也与生存权一样，是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从特征上来说，死亡权是一种不具有可诉性的伦理性权利，为此，需要法律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这一权利。具体言之，法律只应当宣示以确认这项权利，而不可以为其配之以司法救济程序。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而笔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限度也应当是由法律最终来承认这种虚置的死亡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生存权是人生命权中的主导权利，在人的漫漫一生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出生权是生存权的基础，没有出生权也就谈不上生存权；同时，生存权又不可能是有始无终的，死亡权应当是其最终的归宿。
[2] 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3] 这其间是有一个利益衡量过程的，在个人对自己生命处分给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损害时，社会没有理由要限制个人的死亡权的，而法律也没有理由不认可个人的死亡权。
[4] 例如其家人因此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以及传统生命神圣论因此所要面对的舆论冲击等等。
[5] 李春明：《安乐死立法的法律价值分析》，《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4期。
[6]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