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162号

　　《深圳市人事争议仲裁办法》已经市政府四届五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许宗衡
二○○七年三月二日


深圳市人事争议仲裁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公正、及时地处理人事争议，保障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下列人事争议仲裁：
　　（一）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含聘任协议，下同）或者雇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
　　（二）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雇员因履行聘任合同或者雇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
　　（三）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
　　第三条 处理人事争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着重调解，及时处理；
　　（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三）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四条 市、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人事争议调解机制，负责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的调解工作。
　　第五条 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六条 人事争议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二章 人事争议仲裁组织机构

　　第七条 市、区应当分别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第八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至二名、委员若干名。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或人事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他成员由人事行政部门、监察部门、法制机构、工会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是单数。
　　第九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制定仲裁规则；
　　（二）负责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人事争议案件；
　　（三）负责仲裁员的聘任和解聘；
　　（四）指导和监督人事争议仲裁审理工作；
　　（五）指导和监督行政管理部门的人事争议调解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监督和指导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为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承办案件受理、仲裁文书送达、档案管理以及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同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第十一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从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的人员中聘任专职仲裁员或者兼职仲裁员：
　　（一）从事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满三年的；
　　（二）从事人事管理工作满五年的；
　　（三）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的。
　　专职仲裁员从符合上述条件的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中聘任。
　　专职仲裁员与兼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公务时享有同等权利。兼职仲裁员进行仲裁活动时，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仲裁员聘任、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三章 人事争议仲裁管辖

　　第十二条 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下列人事争议：
　　（一）市直机关和市属事业单位与其聘（雇）用人员发生的人事争议；
　　（二）国家和省派驻本市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与其聘用人员发生的人事争议。
　　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区直机关和区属事业单位与其聘（雇）用人员发生的人事争议。
　　第十三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委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或者由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直接管辖。

第四章 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与受理

　　第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自人事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申请仲裁时效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第十五条 申请仲裁除了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仲裁申请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三）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和管辖范围。
　　第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人事争议仲裁，应当提交仲裁申请书，并按被申请人数递交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十七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将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将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其他相关材料送达被申请人，并组成仲裁庭。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自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受理通知书和仲裁通知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是否同意选定仲裁员的事项。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当事人一方人数在五人以上并有共同仲裁请求的，可以由当事人推举代表代理参加仲裁活动。
　　委托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必须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九条 与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人事争议仲裁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仲裁活动，或者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通知其参加仲裁活动。

第五章 人事争议仲裁处理程序

　　第二十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人事争议案件应当组成仲裁庭。仲裁庭由三名以上的单数仲裁员组成，设首席仲裁员一名。
　　简单的人事争议案件，由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
　　第二十一条 双方当事人同意选定仲裁庭仲裁员的，可以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也可以委托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选定一名仲裁员；双方不能就是否选定仲裁员达成一致意见的，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指定仲裁员。
　　独任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指定。
　　第二十二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答辩书之日起七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逾期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应当先行调解，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署名，加盖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第二十五条 仲裁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并说明理由。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回避申请除当庭提出外应当书面提出。
　　第二十七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首席仲裁员和独任仲裁员的回避，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决定；其他仲裁员和书记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在是否回避的决定作出前，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组成仲裁庭。
　　第二十八条 人事争议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协议不开庭进行的，可以书面仲裁。
　　第二十九条 决定开庭进行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庭应当于开庭前五日内将开庭时间和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仲裁庭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举证期限为十五日，自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或者仲裁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聘（雇）用单位因单方面作出工资调整、辞退、不同意辞职决定或者单方面作出解除、变更聘（雇）用合同等引起人事争议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收集证据。
　　第三十一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人事争议案件，有权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了解情况，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法保密。
　　第三十二条 仲裁庭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交由鉴定机构鉴定。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仲裁庭的要求，鉴定机构应当派鉴定人员参加开庭。当事人经仲裁庭许可，可以向鉴定人提问。
　　第三十三条 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仲裁裁决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三十五条 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仲裁庭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开庭笔录由仲裁员、书记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和解达成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制作调解书，也可以申请撤回仲裁申请。
　　第三十七条 仲裁庭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
　　仲裁庭对重大、疑难的人事争议案件，应当提交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应当执行。
　　第三十八条 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认定的争议事实、裁决理由和依据、裁决结果和裁决日期。裁决书由仲裁员署名，加盖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对裁决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签名，也可以不签名。
　　第三十九条 仲裁庭对下列事项应当制作裁定书：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中止或者终结仲裁；
　　（四）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裁定书由仲裁员署名，加盖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
　　第四十条 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案。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四十一条 裁决书、裁定书送达的具体方式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做的调解、裁决、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和调解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间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律、法规规定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的，裁决书自送达双方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者裁决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人事争议案件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在仲裁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干扰仲裁活动，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的；
　　（三）提供虚假情况，伪造或毁灭证据，妨碍证人作证或者让他人作伪证的；
　　（四）对仲裁员、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参加人、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报复、人身威胁或者伤害的。
　　第四十五条 处理人事争议案件的仲裁工作人员在仲裁活动中，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侵犯当事人其他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仲裁员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解聘；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社会团体与使用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因聘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解除等发生的人事争议仲裁，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项所称工作人员是指本市事业单位依据《深圳市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办法（试行）》聘用于行政管理职位和专业技术职位的职员和依据《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管理试行办法》在核定编制和员额内，以合同形式雇用的雇员。
　　本办法第二条第（二）项所称雇员是指本市机关依据《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管理试行办法》在核定编制和员额内，以合同形式雇用的人员。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深圳市人事争议仲裁暂行规定》（深府〔1995〕92号）同时废止。
　　【摘要】 法官造法是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适用与理解，做出具体判决，这个判决可能突破相关法律抽象的规定，使得判决有了立法的意味。它能够弥补法律漏洞和法律缺陷，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两大法系对法官造法的态度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然而，由于两大法系间的相互借鉴，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在法治发展中也应该关注法官造法的规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充分发挥判例在司法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法官造法　自由裁量权　法社会学

　　法是人造的，又不完全是人造的；造法不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活动，而应该是人类在发现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制造”。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但是二者的发展历史却呈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判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采用了法律社会学①和现实主义法学②的方法。

　　一、法官造法的理论分析

　　（一）法官造法的概念

　　两大法系对法官造法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从总体上来说，绝大部分学者对法官造法的看法是大同小异的，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英美法系学者对法官造法的一般解释有：法官造法是指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遇到法律适用问题而酌情做出决定解释或创造法律的权力，并且这种解释或创造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平和合理的；法官造法是指法院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法律进行再解释，意味着法官或法庭对法律规定或原则的界限予以厘定；法官造法是指法官所拥有的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对法律漏洞所做出的根据一定的原则而对法律进行解释或创造。大陆法系学者对法官造法的一般解释有：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官在某种情况下所行使的一种权力；法官造法是指法官根据正义、公平、正确和合理的原则，对案件所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法官造法就是法官在司法适用中，在一定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对所作出的对法律的再解释或再创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对法官造法的概念进行描述：法官造法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法律所做出的解释或再创造，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

　　（二）法官造法的理论基础

　　自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于法官造法始终是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以笛卡尔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1]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对成文法规则采取绝对的信奉，他们相信：法律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律是人在其理性和智识的作用下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人类可以驾驭的人为创造的产物，是人类能够积极、主动扩展的策略。只要人类制定出完善、周密、清楚的法律，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构建出健全的法律体系，就能规范和奠定社会秩序。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大力开动立法机器，指望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作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带动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被19世纪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非常推崇，概念法学或法典万能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果，后来发展到极端，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希望制定一部完美的法典，巴不得写下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法条，比如法国民法典的制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预见一切，简化一切”，再如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就有17000多条，1832年俄国法律汇编也竟达42000多条，从那时开始，国家制定法或法典化极为普遍，法规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真是令人叹为观之。

　　概念法学秉持理性主义信念，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语言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强调法律的逻辑理性，坚持“成文法至上”和“法典之外无法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构建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层属关系结构严谨的“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法律体系可以把世间万物需要法律规范的东西涵盖进去。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它不存在任何漏洞，人类制定的法律具有“逻辑的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法官们探求法律意思，寻找法律理由，只需依“概念而计算”，或纯粹的逻辑推演，无须也不应当进行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法官完全可从一个“法律体系”中逻辑地推出所有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纠纷“由文献[2,3]可知”。

　　进入20世纪后，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最早推翻了概念法学所编造的法律无漏洞、法律具有逻辑自足性的神话。赫克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因为，其一，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其二，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4]以休谟、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更是认为“制度的源始并不在于构设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5]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不能凭空制造出一切，那种希望制定一个详尽无遗的法律制度，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是不符合现实的，它只会加剧现实的冲突，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他们主张，法律的重心不在立法而在司法，不在于书面上的法律规定得如何漂亮，重要的是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和实践③。

　　顺着这种思路，他们主张法治应当允许并且推崇对法律的目的理解，允许并推崇以此为根据得出具体的结论，在适用法律时不能仅以书本上的法律为限，重要的是要认识法律所涉及的利益和目的，在正义的天枰上对它们进行衡量，最后达到某种平衡。当实体法模糊不清楚时，或者当法官不能按法律的要求审判案件时，法官应根据正义与公平的观念进行审判，根据其个人主观意志理解和创造法律，将自己的愿望、目的和价值“插入”法律之中，说白了法官应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具有司法造法的功能，法官不仅运用法律条文，而且可以自由探求生活中的“法”，从法律之外，发现社会生活生成的“活法”。

　　（三）法官造法的意义

　　1、法官造法有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是专门接受私人纠纷的地方，而法官是专门解决这些纠纷的人。法院和法官不能以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存在漏洞为由拒绝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审判。这时，法官造法就显现出了它的好处，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或再创造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如果法官不能造法，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案件久久得不到解决，法律、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降再降，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社会就会变得动荡不安。只有法官能够造法，及时解决纠纷，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样才能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2、法官造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提高司法效益。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很快，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由于法律要保持稳定性，我们的立法者又不是“先知”无法获知未来，对于这些新事物新现象法律就出现了漏洞，甚至法无规定的情况。此时，如果法官能够造法，就减少了当事人和法院很多不必要的投入，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及时和高效。反之，如果法官造法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3、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的效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但这些程序往往所要的时间都很长。如果一个案件要等法被立出来再进行裁判，哪它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想而知，这简直就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由法官来造法，哪就简单得多了。法官是法律的实现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允许法官造法就会使每一个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立法时也可参照这些案例来进行立法，缩短立法程序的时间或直接承认法官所造之法，这样既提高了立法的效率，降低了立法成本，也能保证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

　　二、法官造法的实证比较

　　（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官造法的比较

　　法典法和判例法是法律史上各国法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法律形式，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最主要的区别性标志。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显著特色， 英美法系素有“ 法官法” 之称“由文献[6-9]可知”。在英美法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精通法理、经验丰富的法官们通过一个个经典判例，确立了英美法系的基本模式， 造就了英美法独特的个性并不断推进法律的改革和进步。同时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原则， 对法官通过司法判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法律非常推崇和尊重，造成法官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0]

　　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是主要法律渊源，法官造法并不盛行，甚至存在着许多禁止法官造法的理论和立法。[11]大陆法系国家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只是负责将立法中的抽象正义转化成为司法中的个案正义，其司法活动必须“ 依法裁判”、“对号入座”，创制法律是立法机关的职责。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兴起了法律的自由探究运动，多数大陆法系的学者仍然坚持法官不能造法，但承认在运用法律过程中， 需要解释法律，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与立法的目的冲突等情况下，法官不能拒绝审判，而应在法律原则的支配下，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和利益的衡量。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判例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不能以此来说中国不存在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里面就有很多案例，虽然这些案例只是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立法上并未确立其“中国判例”的地位，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有着“事实上的拘束力”。 这种事实上的拘束力，虽不能要求法院强制遵守，但其导向意义和指导作用明显，因此各级法院必须充分注意并顾及。

　　“案例”即案件实例，“判例”乃判决实例，两者都是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其实并无不同，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同一类东西，都是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所不同的是案例是中国人对中国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的称谓，判例是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普通法)国家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的称谓。完全是国人故意为以示区别而为之，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或本质的区别。国人之所以如此区分，无非是想表明“案例”对司法判决不具拘束力而“判例”是对司法判决具有拘束力的意思。[12]由于在我国无论从理论上、立法上或司法实践中均未肯定具有拘束力的判决实例的存在，所以也理所当然地不承认在我国存在像普通法国家那样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并且不允许将判决实例称之为判例以示与普通法国家具有拘束力判例的区别。其实在普通法国家并不存在所谓“判例”和“案例”的区别问题。

　　判例对于司法判决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在其他大陆法国家还是在今天拒绝判例的中国。有调查显示：审判实践中曾参考《公报》案例的法官比例达到了51.4%，且全都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参考《公报》；另有37.1%的法官是因为审理的案件与《公报》案例不相似，而未予参考；只有11.4%的法官承认在审理过程中，没有想到参考《公报》案例。这说明当前中国法官已很重视《公报》案例对实践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案例有些是通过具体案件，对法律原则性的规定予以阐述，明确了适用的具体条件；有些是因为实践中认识和做法不尽一致，通过案件裁判，予以规范和统一；有些是通过案件审理，解决了法律未作规定的新类型问题，完善了相关法律的规定。由于案例的这些作用当地方各级法院遇到相类似的案件或纠纷时，就会参考《公报》中的相关案例，如此一来地方各级法院对相类似的案件或纠纷的裁判就不会大相径庭，这样就有利于司法公正，促进法律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同时地方各级法院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案件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在借鉴《公报》案例裁判意见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而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作出相应的判断。

　　三、法官造法的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