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局限
2000年10月20日 15:57 刘星
满人入关前，曾打探过汉人的习俗。打探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在军事征服之时，实现文化征服。如果汉人的城池被攻下，满人的习俗被汉人所同化，那可是不小的丢人现眼。于是，满人老早定下规矩，所有满族妇女，绝对不可摹仿汉人裹上小脚，否则重刑伺候。那是1638年。到了顺治二年，也即1645年的时节，法律又是规定，无论满人汉人，只要所生下的女子缠上脚指，一家人都要问罪。1664年，是康熙三年。法律规定细中加细，说官人所生女裹足，官人交吏部兵部两处严办。兵民之家犯事儿的，由刑部40大板处罚，流放千里。而负有监管之责的人，其辖区出现了小脚，也要40大板，甚至革职……
显然，对女人的小脚，满人的态度和法律已是“走在时代前面”，而且，绝不比今人显得落后。不过，限制女人裹小脚的法律手段，终究没有取得成效。不然的话，大清末年和民国那阵儿，小脚早该绝迹了。
这小脚，和汉人的思想观念密切相连。小脚最初被“推出”时，已有人鼓唇弄舌，讲它是温文尔雅、家境富裕、书香门第的象征。当然，那脚形的确与家庭经济的形态有关。要干活种地的人，自然不能缠脚指头，这不方便，而且招家里勤快的人骂。整天外出做买卖，为家增点副业收入而奔波的人，搞小脚又是难受、痛死。只有吃着闲饭、喝着闲茶、吟着闲诗而且几乎不用走道儿的脸色白皙的人，才有可能摆小脚的谱儿。于是，大凡有点希望，女人喜好裹上两下，以示自己沾上了上流社会有闲阶层的边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的这条规律确实在永恒地发挥作用。
另外，汉人的士大夫情结十分严重。“惟有读书高”一语，从来都是不胫而走，传播快速。“读书”，一是为了优则仕，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性儿。小脚显然与其有着无法解开的勾连。男人要读书，要文化性，少不了也要女人跟着有点家中闺秀式的文化性。走到哪里，夫唱妻随，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男女之家就是貌合神离。而顺治、康熙之类的满人头头儿，也鼓励“读书”，希望人人尽量有个文化性儿。这无形中，又给自己的法律禁止裹足的制裁安下了绊脚机关。
就这样，对小脚的法律手段，草草收场了。满人后来也觉得，还是听之任之为上策。古书记载，清初禁小脚是阵小风儿，刮过了又似乎没刮。这是一个侧面描述。其实，应该说，这风是不敢刮大，毕竟社会阻力太大，用劲儿过猛，将危及初建的满人政治统治。满人这点警觉还是有的。
法律文字的实效，特别有赖于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旧有社会意识结构顽固之时，强行推广法律文字，轻则引起狡兔三窟、暗中作梗，重则引起暴力反抗直至揭竿而起。古人有时谙熟其中要害，这是先见之明。
其实，仔细回忆，我们也能发现后来的女人小脚“革命”，首先依赖的正是社会意识的变迁。正是这种变迁，妇女才会感到小脚是对女性束缚、压抑、迫害，才会随着制度创新而自我解放。当然，首先依赖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了不让妇女再看男人的脸色，最终需要动员妇女走出家门，自食其力，进行争夺经济地位的阵地战。让她们从根处明晓，“经济是基础”。
一言以蔽之，对人们来说，时过境迁，许多东西可能看着不顺眼，而且需要改掉，可是独独依靠法律手段是单薄的，难有功效。女人小脚的变迁谱就是个例子。清初的满人，给出了一个现身说法，让人回味。而笔者谈小脚，当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希望转到法律实效的观念上，暗喻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