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食品卫生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11月30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也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食品卫生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同级卫生防疫机构承担食品卫生监督、监测等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检举、控告的权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受理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检举、控告。

第二章 食品的卫生
第六条 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
第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应当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应保持清洁，25米以内无垃圾、粪堆、渗透性厕所等污染源，有防蝇、防鼠、防蟑螂和其他有害昆虫的措施，与其他有毒、有害场所的距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制售冷荤、凉菜、冷饮食品，应有专用工具、专用消毒设备、专用冷藏设备；
（三）从事送餐的应有专用配餐间，冷荤菜与熟食品不得用同一食品容器混装，食品容器的外包装上应当标明生产时间、保质期限和生产者名称及地址；
（四）餐具、饮具应有专用消毒设备和专用保洁柜，并有专人负责消毒；
（五）销售直接入口食品应使用专用工具，货、款分开，用清洁、无毒、无害的包装材料包装；
（六）贮藏食品和食品原料的库房、贮藏室应有防鼠设施、通风装置，保持干燥，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其他杂物，食品应当离地30厘米、离墙10厘米以上，并设架分类存放，粮食加工厂的仓库地面经防潮处理的可就地存放；
（七）食品加工、贮存、销售场所杀虫灭鼠，应使用器械或低毒药剂，不得污染食品；
（八）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上岗时，应当持有效健康证明，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接触直接入口食品时，不得涂染指甲及佩戴饰物。
第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及食品用产品：
（一）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二）含未经允许使用农药、保鲜剂的农副产品及其制品，用农药、化肥浸泡过或拌过的粮食、油料及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农、畜产品；
（三）使用非食品添加剂或使用食品添加剂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食品；
（四）非食用酒精兑制的酒类；
（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调味品；
（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用油；
（七）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洗涤剂、消毒剂；
（八）超过保质期限的；
（九）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及有毒、有害食品。
第九条 生产经营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应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接触食品的纸张、塑料、橡胶、金属等原料、制品和涂料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二）生产食品包装用纸禁止添加荧光增白剂等有害助剂，食品包装用石蜡应当采用食品石蜡；
（三）不得用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塑料制品以及国家不允许使用的有毒材料制作食具。

第三章 食品摊贩和集市贸易食品卫生
第十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管理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由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负责。
第十一条 集市贸易的食品经营活动应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地点和时间内进行，并保持周围环境卫生。
第十二条 集市贸易食品市场选址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应当避开医疗机构和有毒、有害场所，集市贸易市场选址时应有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参加。
第十三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先取得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周围环境清洁，无暴露垃圾、粪堆、污水沟、渗透性厕所、畜禽圈或其他污染源；
（二）有相应的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品制作和售货亭、台、橱和防雨、防晒、防尘、防风沙设施；
（三）生产经营场所内应地面平整，有供水源，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排水通畅，有密闭的垃圾、污物存放设施。
第十五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卫生规定：
（一）持有效的卫生许可证，亮证经营，随身携带健康证明，保持个人卫生；
（二）食品原材料符合相应的卫生要求，新鲜、清洁、无毒、无害，色、香、味正常；
（三）食品不得接触有毒、有害、不洁物；
（四）制作食品时烧熟煮透，生熟隔离，不得有污染；
（五）应设有防尘、防蝇、防鼠设施；
（六）餐具、饮具必须洗净、消毒；
（七）切配、制作、盛装熟食品的容器、刀、案在使用前要清洗、消毒，其他接触食品的工具、容器、包装材料、工作台面以及货架、橱、柜应清洁、无毒、无害；
（八）不得用废旧、彩色、污染的纸张包装食品。
第十六条 食品摊贩和集市贸易的生产经营者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一）使用糖精、色素、香精兑制的饮料；
（二）含有囊虫等寄生虫或注水的畜、禽肉类；
（三）有毒水产品、有毒食用菌等动植物；
（四）发霉甘蔗，腐烂瓜、果、蔬菜；
（五）血环蛋、腐蛋及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蛋品；
（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自制糖果；
（七）变质和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八）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第四章 食品卫生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地方卫生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应向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及有关资料，依法定程序批准后方能生产。
第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生产经营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保健食品；经营进口保健食品，应持有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保健食品的名称、标签、说明应符合核准的内容。
第二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依法领取卫生许可证。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卫生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借。
卫生行政部门应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验收合格者发放卫生许可证。具体发放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每年接受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并应经过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健康证明不得涂改、转让、倒卖或伪造。
第二十二条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卫生标准对其食品及食品用产品实施检验。不具备检验能力的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委托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食品及食品用产品不得出厂或销售。
第二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索取与采购产品批号相符的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销售者应当保证提供。必要时，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可以抽样检验。
第二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审查和工程竣工验收必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参加。不符合卫生要求的不得施工和使用。
第二十五条 发布食品广告，应取得地、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食品广告证明。
第二十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第二十七条 学校、幼儿园的食堂应符合卫生要求；需订餐的，应向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订餐。
施工工地集体用餐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工地食堂应具备基本的卫生设施，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八条 举办临时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申领卫生许可证，负责食品卫生管理。

第五章 食品卫生监督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下列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一）核发卫生许可证；
（二）实施行政处罚，核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向社会公布食品卫生情况；
（四）对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的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定期检查、考核；
（五）培训、考核食品卫生监督员。
铁道、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第三十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行使下列职责：
（一）进行食品卫生监督、监测、技术指导和省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工作；
（二）对申请卫生许可证的进行卫生审查，承办发证；
（三）协助培训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监督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检查、核发健康证明；
（四）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进行卫生审查，参加工程验收；
（五）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检查；
（六）对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故进行调查，采取控制措施；
（七）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及本条例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八）对生产经营场所及食品进行卫生评价；
（九）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在乡（镇）、街道派驻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和聘任食品卫生监督员。
食品卫生监督员须经培训、考核合格，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
第三十二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重点对食油、酒、饮料、肉制品、豆制品、乳制品等食品进行卫生监测；监测方法和采样数量应当按国家规定执行，不得对同一生产经营者的同批次食品进行重复监测。
第三十三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对机关、学校、幼儿园、施工工地等公共食堂定期重点监督、监测，防止食物中毒。
第三十四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对食品生产经营场所、设施、新工艺、新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进行卫生评价。
第三十五条 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接收病人进行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抢救措施，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保护现场，搜集可疑食品等以备检验。在原因未确定之前，禁止销售或食用可疑食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及食品卫生监督员的执法工作实施监督，查处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七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食品卫生监督员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本条例规定的行使食品卫生监督权的其他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一）、（四）、（五）、（六）、（八）项规定，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三十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十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条规定，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涂改、出借卫生许可证的，收缴卫生许可
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三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并销毁该食品，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取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证书而生产经营的；
（二）未按保健食品批准进口，而以保健食品名义进行经营的；
（三）保健食品的名称、标签、说明未依照批准证明内容使用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不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9年3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1月30日
高龄者信托之研究

王 巍


摘要：人口高龄化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情，全社会的关注为信托在高龄社会加以活用提供了宝贵机会。高龄者信托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的一系列信托设计，弹性空间大，彰显了信托在意思冻结、受益人连续、受托人决定等方面的机能。日本和我国台湾在高龄者信托方面的有益经验，值得国内信托业借鉴。同时，信托投资公司应结合我国高龄社会复杂多样的现实，在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积极创新。
关键词：高龄社会 高龄者 信托 高龄者信托

一、引言

信托的本质是一个可以对任何变化做出灵活反应的机制[1]。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更新演变，各种各样的信托设计由此应运而生。当一个社会中高龄者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时，高龄化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变化趋势，包括高龄者在内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需求也会逐渐发生变动。此时，如果该社会有信托制度，那么信托如何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灵活反应，将成为衡量该社会信托制度创新性的重要标准。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一个地区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可称为高龄（化）社会。我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29988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9857万人，所占比重为7.58%。其实，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高龄社会，目前人口高龄化的程度正在逐年提高。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高龄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全国水平。[2]鉴于我国高龄社会的现实情况，信托投资公司如何有效地发挥信托优势，围绕高龄者开发设计实用的信托产品，已显得很有必要。

二、高龄社会中信托活用的机会与价值

高龄化问题不仅是高龄者的个人问题，也是家庭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大局。为了使广大高龄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全社会都应协助和支持高龄者事业。信托业作为连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重要纽带，也应当在增进高龄者福祉方面有所作为，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我国高龄人口的绝对量和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都很罕见，而高龄者的长期照顾[3]制度相对滞后，高龄者财产的安全性和有效利用缺乏保障。在当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高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已不断突显，同时这也为信托在高龄社会的活用提供了机会。
1、由于高龄者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有显著下降，对家庭的依赖性明显提高。但是，随着我国“4：2：1”家庭模式[4]的逐渐增多，子女赡养高龄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已受到明显的冲击。而信托财产受到信托法的特殊保障，实行专户的独立管理，不受委托人及受托人财务状况恶化或破产的影响，又免受债权人追索。因此，利用信托为高龄者的财产和生活提供保障，必将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2、由于高龄者身体和智力等方面的衰退，自身的理财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高龄者及其家庭的财产安全常常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不断发生以高龄者财产为对象的盗窃、滥用、欺诈、侵占、抢劫等侵害行为，甚至也有不肖子女（包括照顾者）故意将高龄者财产占为己有。高龄者财务滥用（Financial abuse）[5]已经严重威胁到高龄者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利用信托方式由专业人士代替高龄者进行理财，将有利于防范或避免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或财务性虐待事件。
3、高龄者大多有自己的积蓄,加上养老保险金、子女给付的赡养费等收入，高龄者个人的财产既稳定又能持续增加。并且，随着高龄者群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在大中城市），高龄者的理财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正在成为重要的投资群体。但是，目前市场上适合高龄者投资的金融产品非常少，极大地制约了高龄者财产的有效利用。信托制度兼具安全、专业管理与持续的功能，而其他财产管理制度，会因委托人去世或失去意思能力而中断，但在信托制度下，即使当事人去世或丧失意思能力，信托关系仍不中断。因此，信托可以帮助高龄者进行一些成本低且高度分散的投资或者特定目的的财产管理，以实现良好的市场回报率或特定的财产传承意愿。
4、高龄者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加快发展高龄者保健事业，推进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已势在必行。各级政府也在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高龄者服务机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我国高龄产业的发展还远不成规模，是一块方兴未艾的新鲜“蛋糕”，庞大的市场空间急需眼光敏锐的企业来填补。信托业作为正在崛起的“第四大金融支柱”，具有推动高龄产业融资和实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5、我国的老年保障制度[6]形式多样，基金规模巨大[7]，并且正在深化养老金改革，依据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市场化的原则加快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建立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的多支柱体系。养老保障基金的性质是信托财产，要通过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结构。首先，将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国社保基金由全国社保理事会担任受托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法人受托机构担任受托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拟由省级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其次，将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也将引入第三方托管。最后，将委托专业机构投资，开发养老金投资产品，实现保值增值。[8]信托所特有的“财产隔离”等制度优势，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养老金的财产安全。因此，信托公司在养老金市场上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托提供的是一种带有长期规划性质、极富弹性空间且更能保障受益人利益的财产转移与管理设计，这也正是信托独特的制度性功能之所在。[9]在高龄社会中，以高龄者为目的来活用信托，将进一步彰显信托的独特优势。尽管民法上的财产管理制度也能在高龄社会发挥一定机能，但信托对高龄者而言具有一些独特的价值：（1）意思冻结机能[10]确保了信托目的之稳定性和财产管理之持续性。（2）受益人连续机能[11]确保了财产分配的多样性和兼顾性。例如，高龄者既可以根据遗嘱设立遗产信托，规定妻子是第一受益人（即财产收益的受益人），妻子死后儿子是第二受益人（即财产本身的受益人）。（3）受托人决定机能[12]确保了信托的结果与信托的目的更加契合。例如，对于委托人在设定信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情形，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更符合信托目的的方式，比如根据受益人受益时的经济状况来选定受益人，根据受益人之间的贫富差别来决定信托收益的分配比例等。高龄者就可以在信托合同中约定，把对其养老尽了最大义务的人作为受益人，并将选定该受益人的决定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通过行使决定权来灵活选定受益人。总之，信托富于弹性的社会机能，使它在高龄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三、日本和我国台湾高龄者信托的实践与经验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自继受信托制度以来，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营业信托模式。信托制度的功能与高龄社会的需求相互结合的高龄者信托，已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信托创新的代表之一。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具有相似的法律传统，目前都在积极发展本土化的信托制度，又都面临人口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之间借鉴高龄者信托的经验，必将对各自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日本
到2004年10月1日为止，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已达2488万人，占总人口的19.5%。[13]到2003年6月5日为止，日本4580万户家庭中，家庭成员中有65岁以上高龄者的家庭为1727万户，占总数的37.7%，其中，家庭成员均为高龄者的家庭占41.9%。高龄夫妇家庭由18.2%升至28.1%，高龄者独居家庭也由13.1%升至19.7%，分别增至此前的1.5倍。[14]日本高龄社会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高龄者及其家庭的不断增加，以及高龄者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等的深刻变动，而且体现在高龄者及其家庭财产的变化[15]。日本非常重视对高龄者及其家庭财产的维护，结合国内完备的高龄者保障制度[16]，信托银行在这方面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满足高龄者财产保全和增值的需要，日本的信托银行不断推出长期性、高收益、低风险的信托产品，并协助高龄者管理财产、办理继承、执行遗嘱、处理遗产等，使高龄者得以安享晚年。[17]
考虑到高龄者多半以金钱方式持有财产，交付信托的标的物以金钱形式为主，因此针对高龄者的金钱信托得以广泛运用。其具体又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固定式信托与追加式信托、单独运用金钱信托与共同运用金钱信托、特定金钱信托、指定金钱信托与无指定金钱信托。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种形式的高龄者财产服务，主要包括财产保全与管理、财产运用与有效利用服务等，内容涉及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权利证书的安全保管与代理服务、存款的提取与存入、自有不动产设定担保、利用信托制度将自有住宅融资、接受高龄者咨询的服务等。[18]已有的信托品种只要能适应高龄者的需求，信托银行都结合高龄社会的现实加以专门性地设计和运用。
另外，结合日本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高龄者信托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年金信托就是把企业和职工积累的退休金作为信托财产交给信托银行管理和处理，它是日本信托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19]例如，日本东洋信托银行开办的税制适格年金信托，以企业为委托人、职工为受益人、信托银行为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首先由企业（委托人）与职工（受益人）订立年金规章，有时还设立专门的年金管理委员会；然后企业（委托人）与信托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职工把本人应负担的钱（分摊金）交给企业；企业（委托人）把年金保险费即职工个人负担和企业负担的资金交给信托银行（受托人）；职工退休后，由信托银行付给职工年金。企业向信托银行提出年金信托，要经过国税厅批准，但这种批准只需备案就可以了。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管理人，以保障职工（受益人）的利益。除了税制适格年金信托外，还有厚生年金基金。企业成立厚生年金基金需要得到厚生大臣的批准，并与信托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企业成立基金后，可免除向国家缴纳按职工月标准工资3.2%的厚生年金保险费。成立厚生年金基金在人数上有明确规定（即单独成立的最低人数为1000人，联合成立的最低人数为5000人），因此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企业单独成立的；二是母子公司联合成立的；三是同行业中小企业的母体总合成立的。[20]
为帮助员工积蓄财产和准备养老金，依据《员工财产形成促进法》，日本的信托银行开办了财产形成信托、财产形成养老金信托、财产形成住宅信托、财产形成给付信托、财产形成基金信托等业务。在财产形成养老金信托中，员工在职期间和退休后均可享受课税优惠。日本的养老金信托分为企业养老金信托和国民养老金基金信托[21]。另外，信托银行以互助养老金制度为基础还推出了互助养老金信托，以及遗嘱信托、遗嘱执行、特定赠与信托等[22]。在日本，信托银行可以成为遗嘱执行者，但可以执行的仅限于有关财产的遗嘱，其他的不允许执行。日本的高龄者信托非常尊重高龄者的自主决定权，充分考虑税制方面的安排，将独居高龄者作为重点的服务对象，并且与传统的家族式财产管理保持良好的协调。

（二）我国台湾地区
2004年，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约21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率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三，仅次于日本和我国香港，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明显改变[23]。台湾的信托机构针对高龄者设计和开展了诸多有特色的信托品种。目前已有多家金融机构的信托部开办了安养信托，通过受托银行独立且专业的管理，确保退休金及其他财产的安全与有效运用。委托人可以一次或分次的方式交付信托财产，约定适宜的信托期限（如以委托人最后生存日为信托期限），由受托银行分散运用于收益相对稳定且风险低的理财工具，并依照委托人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将信托收益交付受益人（委托人本人、配偶、子女、公益机构或委托人指定的其他人、机构），不但可以确保高龄者的生活品质（如生活费、医疗费等有保障），而且可以照顾遗属或造福社会，从而达到“利己、利人、利他”的三?目的。
台湾安养信托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计划出国安居或长年在海外者；想到祖国大陆安养者；预定在安养机构颐养天年者；常常出国旅游者；不想为了处理各项投资的琐碎事宜费心及奔波的银发族。该信托品种具有五大特点，即便利性、安全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弹性[24]，而且具有五大优点——预先分配财产、节税、保密、资产集中控制和专业人员协助管理[25]。例如，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信托部就推出了“退休安养信托”，系由委托人与“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资金一次性交付（最低金额为新台币一百万元，每次追加金额至少三十万元）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指示，挑选适当稳健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组合，在约定的信托期间内，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领取本金或孳息，并由“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在信托期满后将剩余的信托财产交付受益人。其投资标的主要是国内外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其他标的。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监察人。其特色在于：专案规划资产配置，累积退休基金；按照委托人意愿跨越时空地照顾其指定的受益人；专业机构管理信托财产，并定期提供报告；避免财产遭受子女或亲友不当的侵害。[26]
台湾的退休金交付信托，其目的在于由受托人妥善管理运用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作为受益人退休及养老之用，让退休者能过上安心、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其结构是：由委托人（即客户）和受托人（即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委托人将资金转入受托人的信托账户，由信托机构依照约定的方式替客户管理运用，同时信托合同已明确约定信托资金为未来支付受益人（客户或其配偶）的退休生活费用，只要是信托合同持续期间，信托机构就会依照信托合同执行受益分配，让信托财产完全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妥善处理，以达成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目标。[27]
另外，台湾还有个人人寿保险信托，包括为谋求高龄者生活困难时获得照顾的养老保险、以自身死亡为保险标的的死亡寿险、以及储蓄保险等，虽说就各种人寿保险成立信托关系时，以死亡寿险信托的成立最普遍，但其余保险也可比照设立信托，达成保险与信托的功效。由于保险信托具有弹性，可依委托人的需要以不同运作方式设定不同类型的保险信托：第一，依受托机构代付保费与否分为不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与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第二，依受托机构受领保险金后是否负有管理运用的义务，分为主动的人寿保险信托与被动的人寿保险信托。高龄者财产信托也可遵循此种模式，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以失智、失能现象的出现作为保险事故，在信托合同中约定由受托机构代为支付保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受托机构即以该笔保险金作为照顾高龄者生活的资金。由受托机构负责积极地管理该笔信托资金，并将运用中获得的收益用于高龄者生活品质的维持与提高上。[28]我国台湾的高龄者信托很注重信托资产运用过程的透明化，并强调建立完备的监察系统。

四、高龄者信托的初步界定和设计要点

“高龄者信托”是目的指向的，并不是信托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中包含高龄者的信托，而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以高龄者（及其所在家庭、企业等）财产为信托财产、旨在拓展信托在高龄社会的理财功能的一系列信托设计。“信托的基本功能乃融合有财产的保全功能与增值功能在内，而为传统信托制度所欲达成的财产管理功能。”[29]高龄者信托不但集中体现了信托的上述基本功能，而且充分反映了信托目的自由化、弹性空间大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在高龄者信托中，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是高龄者作为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具体分为作为委托人的权利和作为受益人的权利。相比于知情权、管理方法调整权、撤销权、解任权、选任新受任人的权利等，信托受益权的保障具有根本意义。因此，受托人应当更好地履行忠实、善管等义务，以确保信托本旨的达成。其中，信托目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三大要素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信托目的在信托设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是信托行为成立的纲。[30]作为目的指向的高龄者信托，应规定合法、明确、细化的信托目的，既为受托人指明方向，也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确立尺度。信托目的应成为高龄者信托合同（或遗嘱）中的核心条款，避免过于简单、抽象，要明确体现高龄者需求的实际。
其次，拓展信托财产的种类和范围，是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关键。不论是动产、不动产，还是物权、债权，以及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只要能够成为高龄者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就应成为信托机构挖掘信托价值的切入点。在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应切实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安全。
最后，在受托人固定的前提下，应明确委托人和受益人，尤其是受益人的范围和数量。在高龄者信托中，不仅高龄者本人可以成为委托人，高龄者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所属机构、团体等，都是潜在的委托人（也是信托机构的潜在客户）。委托人对信托特别是对受托人享有监督权，既是信托的发起者，也是信托的监督者。受益人作为受益权的享有者，在信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不言而喻。对高龄者信托而言，区分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尤其是明确受益权的取得、放弃、转让、继承以及共同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配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在高龄者信托中，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考虑设立信托监察人，通过代表受益人（尤其是高龄者）监督受托人来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并且，可以借鉴日本的“信托财产管理人”[31]制度，从信托连续和信托财产稳定安全的角度，保障高龄者权益。无论是信托监察人，还是信托财产管理人，都可以在信托文件中加以约定。
信托因其具有弹性而使其得以适应多变的金融环境，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应用到信托制度。[32]在金融信托领域，信托机构应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及时察觉金融环境的变化，适时地开发高龄者信托产品。尤其是我国的高龄社会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与高龄者相关的现有法律政策环境以及未来动向，确保高龄者信托产品合乎现有的法律政策。尤其对税收、会计、社会福利、医疗、监护、保险、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信托机构应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2、注意不同高龄者群体对退休生活、经济条件、精神享受、财产传承、投资取向、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需求，针对不同的高龄者群体设计不同的产品，充分体现和保障委托人（高龄者）的意愿，减少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运用。
3、注意固有的家庭传统观念和新时期家庭结构及观念的变化，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不仅要考虑高龄者本人的意愿，而且要考虑高龄者子女及其他照顾者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减少高龄者信托的阻力。
4、注意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高龄者经济状况的差别，针对不同地区高龄者财产的种类和数量设计适宜的高龄者信托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