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李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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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故意 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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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正义网“贪官档案”公布的贪官中,国家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为81％；浙江和山东等纪检部门向新闻界披露，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 湖南省近三年发生13件厅级干部受贿大案,其中12件是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金额少则几百万元，高则达二千多万元。官员与亲属勾结受贿 ，以前也有，国外也有，但高达90％的比例，是近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征。亲属参与工作人员的受贿，已经成为受贿的主要形式。 此类受贿的手法是，由工作人员负责为行贿人办事，亲属负责收受贿赂，如果案发，工作人员坚决不承认知道亲属收受之事，声称没有受贿故意。受贿人之间因为有亲属关系，便于形成分工受贿的意图；外界对受贿人之间受贿意图的形成和存在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接受侦查讯问中，亲属基于利益的关联性，一般只承认自己收受了财物，不会承认将收受之事告知了工作人员。许某某案就是典型，中纪委、最高检、浙江高检，都将许某某案定性为受贿和滥用职权嫌疑，但宁波市检仅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因为无法证明许某某对自己的妻儿收受他人700万元财物的明知。 因此，纪检检察很难取得共同受贿故意存在的证据，虽有行贿人证言、贿赂物证、公务关系证据，但无法满足受贿罪的认定条件。靠“心理战”等侦查技巧取得证据，不能有效地揭露、制裁和预防受贿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据湖南省某检察院统计，判决有罪案只占受贿举报数的0.89％，而举报数仅是怀疑数的极小部分。 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角度看，反贿的法律已经异化成受贿的诱饵。此类受贿的高成功率，已经成为受贿的催化剂，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

一、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根据主观要件的基本要素，受贿故意由取得他人财物的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和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构成。取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关联性，基于请托人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请托事项这一事实，产生收受财物故意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故意。取得财物的故意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因果性，即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是原因，取得他人财物故意是结果；或者取得他人财物是原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利用亲属这个中间环节，把受贿犯罪复合行为分解为两个单一行为，一是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个是家属负责取得财物，这两个行为，由一个共同的犯罪故意指引，但这个共同的犯罪故意，存在于两个以上犯罪嫌疑人之间，因此必须从工作人员与亲属两方面考察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一）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司法实践中，亲属一般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第一，请托人把行贿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看朋友、老领导、老邻居、老同学等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第二，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事实真象，以免节外生枝，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不具有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因为亲属始终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主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意思，所以不能认定共同受贿罪，而只能以受贿罪制裁工作人员。
亲属打着工作人员的旗号，向请托人索要或勒索财物，而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也没有“授权”，这能否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可以，因为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方式是“虚拟的”，与工作人员本人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不同，那是实在的。但是根据此种情况，并不能认定亲属的受贿罪，因为主体不合格。如果索要数额较大，可定诈骗罪；如果勒索数额较大，可定敲诈勒索罪。
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五层含义：请托人给我这笔财物，目的是为了利用工作人员的职权；如果我收下这笔财物，可能促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果工作人员没有拥有请托人所需要的职权，请托人不会给我送交财物；作为权钱交易，我能占有这笔财物；占有这笔财物是由自己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
从实践中看，亲属对自己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按生活常识得知，请托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时，虽然请托人没有言明真实意图，但是亲属明白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权的目的，送礼人不明讲，是为了避免某些麻烦，大家心照不宣。第二，请托人明确告知，自己有事想请工作人员帮忙，希望亲属在工作人员面前“美言”。第三，工作人员告知亲属，有人找他办事，如果请托人来送财物就收下；甚至暗示亲属在请托人没有主动送礼时，可以适当地提示请托人。第四，按惯例而明知，请托人在送礼时没有明确告知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亲属请托人的意图，但请托人、工作人员和亲属在以前有过类似的“合作”。第五，经第三人提醒，亲属明白请托人的真实意图。
（二）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决意
如果亲属明知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作为后续心理活动，会出现三种状态：拒绝请托人的请求；对请托人的请求不置可否，既不表示愿意帮忙，也不表示拒绝，实际上是婉拒，或者亲属害怕工作人员批评而不敢表态；承诺或默认为请托人“说话”。
用什么标准衡量亲属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主要有二种方式：如果亲属明确答应请托人，就形成了决意；如果没有明确答应，则看亲属是否收受了财物，如收下，则表示有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当然，亲属把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贯彻到底，要看亲属是否向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人的意图。这个转达程序的完成，明示或暗示皆可。
（三）亲属确实知道收受的财物为贿赂
与利用职务之便相联系，亲属如果明知请托人想利用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那么必然对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质是明知的。“从司法实践看，行贿人向公职人员家属交付财物时，其家属不明来意时，一般都会表明其意图，明确提出请托事由，而不会放下财物不明不白地离开。因此，家属出面接受财物，对行贿人的目的意图是知道的，财物的贿赂性质是清楚的。” 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还必须种排除四种情况：第一，亲属与请托人以前是亲朋关系，也没有权钱交易的先例，请托人送交财物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第二，请托人将财物送交亲属时，伪称请其代管或托管；亲属在不太长的合理期限内占有送交的财物，不管请托人的真实意图如何，亲属的主观状态可以理解为暂时保管。第三，请托人把贿赂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朋友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收受的是贿赂。第四，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财物的贿赂性质，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对贿赂的性质没有明知。
亲属对贿赂性质“明知”形成的分类：与工作人员预谋而明知；应工作人员告知而明知；应请托人告知而明知；应第三人告知而明知；按先例而明知；因猜测而明知。
（四）亲属形成了占有贿赂的决意
亲属形成对贿赂的明知以后，不一定形成受贿决意，只有当他最终接受财物并处置财物时，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这种决意的形成，除了亲属自己陈述和辩解外，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只在通过亲属的行为来判断，这就必然涉及亲属受贿的客观方面。形成决意的判断标准有二：亲属收下请托人的财物；以处理自己财物的方式处理该财物，例如把货币类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或者捐赠，或者购买商品。
（五）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工作人员在利用自己职务之便时，显然是明知的，但在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时，是否明知既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之便，也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工作人员只意识到其中之一，例如，甲工作人员受乙的请托，到丙工作人员处办事，甲可能认为这与自己的职务行为无关，或者认为丙工作人员是看在甲自己的面子上为乙办事，又没有接受乙的请托和财物，也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那么，认定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应以明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还是明知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为标准？笔者认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必然同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刑法第383条强调“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此。客观上如果只利用本人职务之便，谋利行为就不能完成，反之，如果只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也不能达到谋利目的，因此必然认定同时利用了本人和他人的职务之便。司法实务中把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作为免证事实对待,根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认定其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这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一致，出现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但是不能以工作人员不知利用了职务之便作为规避第383条的理由，实务中回避了这一矛盾。如何在理论上化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可以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不知”理解为误解，因为刑法并不因为误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时便有利用职务之意，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也有利用自己和他人职务之意。
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的内涵是什么？即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权钱交易，将损害自己的廉洁性和公务处理的正常秩序。如何界定工作人员产生了利用职务之便明知的时间？有二种情形：如果请托人直接向工作人员请求，明知就随之产生；如果是向第三人如亲属请求，随第三人向工作人员转达请求时产生。
（六）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认识到请托人或亲属要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但是工作人员不一定就真正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有二个相反的选择结果：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意味着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这种同意既可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认。
（七）工作人员对贿赂性质的“明知”。
在客观实际中，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明知”，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与亲属预谋：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在实行共同受贿行为以前，进行了预谋，那么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知道。与请托人亲自约定：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满足请托人的要求，同时为了财物收受的便利，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自己的亲属。亲属告知：起初工作人员不知道请托人行贿的意图和行为，请托人将财物交给工作人员亲属后，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亲属让工作人员了解了这一情况。请托人告知：请托人事先没有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将财物送给亲属之后，将这一情况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让工作人员知道。亲眼看见：工作人员与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没有预谋，在请托人向自己的亲属送交财物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亲眼看见了这一行为。亲耳听说：工作人员与他人交往时，偶然听到请托人向自己的家属送了财物，如请托人与第三人说起，或请托人与自己的亲属说起，或自己的亲属之间说起，或第三人之间说起。惯例行为：在某个具体的请托人行为中，请托人、亲属和第三人没有告知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情况，但是在以前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请托惯例，例如，在第一次托过程中，请托人找到亲属，并送给财物，然后由亲属向工作人员说情，从而办成了事情，今后只要亲属很乐意为某个人办事，就知道亲属得到了好处；或者在第一次请托过程中，请托人先给亲属送交财物，然后去找工作人员办事，并暗示送交财物的行为，从而办成事情；今后只要同一请托人办事，请托人虽然没有暗示，但工作人员知道惯例，从而顺利为请托人办事。 猜测得知：工作人员根据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的言行举止，结合当时当地的背景以及其他情况，猜测自己的亲属得到了或将得到好处 。偶然发现：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或者前后，偶然发现自己亲属的财产状况发生了变化，经过间接了解，得知是请托人送交的财物。
（八）工作人员占有贿赂的决意
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财物以后，不一定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具备了下列情形之一，工作人员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使用或者处置贿赂；承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实际地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证明是检察机关很难突破的堡垒
（一）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特点
因为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其共同受贿故意有明显的特征：
便利性：由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空间上，都有沟通的较好条件，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甚至只通过一次交谈就形成了，二者之间既不要谈条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嘴上功夫”。
简洁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信用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生活气息的熟悉，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 如果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的先例，在后继的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和亲属达成新的犯罪故意非常容易，在一个亲属共同受贿案的侦查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你代请托人向你父亲请求时，是否把收受贿赂的事情告诉了你父亲？答：没有。问：那你父亲为什么愿意为请托人谋利？答：父亲说过，没有送礼的就不要理他！这里，女儿只要请父亲办事，父女之间就达成了受贿的共同故意。而在普通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要经过较长时间和较多环节才能达成，首先犯罪嫌疑人之间要取得犯罪技能的了解，然后在犯罪的目的、手段、时间、地点、犯罪工具、联结方式、具体分工、赃物分配等方面都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形成共同故意。
封闭性：按辩证唯物主义的侦查观点，犯罪过程总会留下特定的痕迹，工作人员与亲属再狡猾，也必然会留下共谋的蛛丝蚂迹，这就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可能。但是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闭的。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易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
稳定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是特殊关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图，就能比较稳定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惯例，配合默契，并不因众多的受贿分子落网而恐惧而放弃。而在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团之间的共同故意也不能达到这一境界。
（二）共同受贿故意很难证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反贪斗争的强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亦愈加丰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过程中证据的“一对一”特点，致使这类犯罪呈现出立案难、查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形成或强化了某些特征：首先是单一性。受贿犯罪相对于其他犯罪，其证据有明显的特殊性，按刑法第42条的标准，一般只有四类：物证如受贿的赃物；书证，如行贿金额的记载、存款单、有价证券、产权证明和消费卡等；证人证言，如第三人的证言；供述和辩解：即请托人、亲属和工作人员的供述和辩解。在证据种类上比一般的七类少得多，这就决定了受贿犯罪比一般犯罪的取证难。从司法实践看，后三类又是四类证据中的主要来源，这三类可归结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的特点是它的无形性，一般不会形成物理意义的证据，取得证据和固定证据相对困难，在所有的犯罪和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是最难得到和判断的一种证据，也是最关键的证据。现在的贿赂犯罪，基本是一对一的形式，除行贿受贿双方以外没有第三人在场，所谓“三人不办事”，有些犯罪分子为了进一步掩盖犯罪，还演“双簧”，例如，请托人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行贿，有意无意让他人看到，工作人员坚决不受，把贿赂如大额现金当场退给请托人，还严厉批评和警告请托人，事后，工作人员还煞有介事地向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事情经过，暗地里却又把贿赂拿过来。甚至有一个税务巨贪，还把这些“拒贿”事迹编成剧本巡回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仅不存在受贿证据，而且还有拒贿的证据，检察机关更难查实。其次是证明动力的稀缺性。绝大部分犯罪，都有特定的受害人，因而受害人的举报和证明是重要的证据来源，但是，“难以获得关于官员受贿的有用情报是一个基本问题，多数受贿罪本身就具有隐蔽和串通的性质，因此，通常很少有人控告。行贿受贿不会招致举报，因为双方都有罪，而且都从非法活动中捞到了好处。在敲诈勒索中，有一方可能是不情愿的，但也不会提出控告，因为公民对反腐败斗争缺乏信心。” 同时，请托人和工作人员作证时都有顾虑，从犯罪的关联性看，他们似乎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无论受贿人还是行贿人，其有罪的供述和辩解，既能证明对方有罪，也证明自己有罪。因此行贿和受贿双方一般都不会主动举报对方，甚至在侦查过程中，如实回答的顾虑仍然较大。最后是不稳定性。在侦查初期，除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或证言外，大都没有其他证据，“由犯罪嫌疑人说了算”。言词证据来源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反映，最初表现为证据主体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感知基础上的映象，外化为言词形式，这个过程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活动，因此可能受到生理、心理、时间、地点、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和利害关系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偏差，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往往发生变化，甚至截然相反。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和证言的这种不稳定性，使证据本已单一的贿赂犯罪更加真假难辨，证据链条更加脆弱。
如果说受贿犯罪的证据难以取得，那么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证据取得是难上加难。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嫌疑人，智商和文化层次较高，见多识广，心理素质较好，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正是看到了这个“漏洞”和“优势”，犯罪时以此作为规避法律的希望，案发以后，工作人员声称不知道亲属取得了请托人的财物，没有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只承担对亲属教育不力的行政责任和党纪责任，从而逃避刑事制裁。
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中，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最难获得。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主要有三类，其中请托人的言词证据和亲属收受财物的物证，相对比较容易收集，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请托人在行贿以后，会产生法律制裁恐惧感，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所在单位产生了或者存在过公务关系，因此一旦被检察机关传唤，其心理防线相对容易突破。其二，在强势侦查压力下，请托人有向检察机关作证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请托人的行贿是被迫的，在心底对受贿行为有看法；请托人向检察机关作证，可以依法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依据，这与诉辩交易有相似的地方。 其三，亲属收受的财物情况，通过搜查和银行调查等措施可以掌握。总之，请托人的行贿行为和亲属收受财物的行为，客观上会产生一些社会联系和客观事实，这些联系和事实把请托人、亲属、工作人员和公务单位联系起来了，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隐瞒这些联系，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基础。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共同受贿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财物的明知。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因此，就工作人员对亲属财物的认识状态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 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


（1993年1月6日青海省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1993年1月12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21号发布施行）

第一章 落实企业经营权
第一条 落实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责任制形式。
企业有权按照国家规定，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申请选择符合本企业特点的资产经营形式（承包经营、利税分流、租赁经营、股份制等），依法行使经营权。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未实行承包的，其经营形式由政府有关部门确定。
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学习推行西钢经验。
承包期限一般应不少于三年；有条件的，还可延长承包期限。
第二条 落实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
放开企业生产经营范围。除法律和国务院有特殊规定者外，各级政府、部门有关限制企业生产经营范围的规定一律废止。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和产业政策导向，自主确定生产经营的范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企业调整生产经营范围的申请后，应在一周内办妥变更登记手续。
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对国务院计划管理部门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由省计划部门编制下发产品目录，并组织供需双方签订合同或签订国家订货合同；对省计划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实行定点定量供应，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需方不签定合同的，企业可以不安排生产
；对没有相应物资、能源和运输条件保证的指令性计划，企业有权要求调整；不予调整的，企业可以拒绝执行。
除国务院和省政府计划管理部门外，其它任何部门不得向企业下达或追加指令性计划。
第三条 落实企业产品、劳务定价权。
对国家和省物价管理部门管理的个别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少数生产资料的价格，由省物价部门汇总编制产品价格目录，其余的产品价格和企业提供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价格，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四条 落实企业产品销售权。
对企业根据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产品，由计划下达部门组织签订供需合同；需方或政府指定单位要按合同规定履约；需方或政府指定的单位不履行合同的，由计划下达部门协调解决，解决不了的，企业可以提请经济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依法起诉，除依法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外，已生
产的产品可以自销；难以自销或自销造成经济损失，由需方依法给予赔偿。
企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产品及指令性计划超产部分，可以自主确定销售范围、销售对象和销售方式。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对其采取封锁限制或其它歧视性措施。
第五条 落实企业物资采购权。
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由计划下达部门组织供需双方签订合同，供货单位必须按合同规定的品种、数量、规格、时间等组织供货。
企业生产所需的物资，可自主选择供货单位、供货数量、供货形式，自主进行物资调剂和串换。
企业有权拒绝执行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方式为企业指定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
第六条 落实企业进出口权。
企业有权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外贸代理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有权直接参与对外商的谈判，了解市场信息，商谈进出口产品及劳务价格，外贸部门、外贸企业和任何地方不得对其进行封销。
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享有外贸企业的同等待遇。
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并通过有对外经济合作经营权的企业，或经过批准直接承接境外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它劳务，可以自行选择委托外贸企业进口自用的设备和物资，也可采取与外商合资或与出口企业联合等方式扩大出口。
企业有权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本企业经常出入境人员名额，实行一次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省外事、经贸、人事、公安、外汇管理等部门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出入境手续。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使用留成外汇和进行外汇调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平调和截留企业的
留成外汇和有偿上交外汇后应返还的人民币。
第七条 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
扩大企业投资范围。企业依照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有权用留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进行投资；可以在国内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向其它的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实其它企业的股份，也可以经有关部门批准向境外投资或开‘办企业。
扩大企业投资权限。企业以留用资金、企业间融资、内部集资等形式自筹资金进行生产性建设，并能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由企业自主立项，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开工。
增强企业投资能力。企业可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月分别提取新产品开发基金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经济效益好，有承受能力的企业，在不减少上交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自主确定计提时间和比例，报同级行政部门备案；少数缺乏承受能力的
企业，今后在核定上交（或亏损）指标时，应考虑提取“两金”的因素，合理确定基数。
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视主产设备更新周期和承受能力，自主决定加速折旧的幅度，报财政部门备案。
企业所提新产品开发基金和增提的折旧，免缴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企业以留利进行生产性建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经税务部门批准可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款的40％。
简化投资审批手续。对需要报批的基建、技改项目和项目的竣工投产验收，分别由计委、经委组织银行、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部门集中办公，一月内予以批复或办理。
第八条 落实企业留用资金支配权。
在保证企业财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企业税后留利各项基金的使用比例和用途，由企业自主确定，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企业更新改造基金、大修理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生产发展基金以及后备基金等各项生产性基金，可合并用于购置固定资产，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或其它生产性投资，也可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无偿调剂和集中企业留用资金；完不成上交任务或亏损的企业，不得以折旧费、大修理费补交上交利润，或者弥补亏损。
第九条 落实企业资产处置权。
企业一般性或闲置的设备和建筑物，可以出租、转让、通过收取租金和转让费得到补偿；企业急需资金、技术、物资或进行风险性经营、投资，可用一般的固定资产作抵押；对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可以出租。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也可抵押和有偿转让。政府主管部门
在接到企业申请后十日内不答复的，企业可视为认可。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所得收入，应全部用于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或生产性投资和建设。
第十条 落实企业联营、兼并权。
企业可以与其它企业、事业单位组建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与其它企业、事业单位共同经营，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承担民事责任；与其它企业、事业单位订立合同，进行联合经营。
企业有权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形式，兼并其它企业，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落实企业劳动用工权。
扩大企业招工权。企业有权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确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地区的企业，经同级劳动部门批准，可以跨地区、跨城乡招收录用工人。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的，报当地劳动部门批准。
对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可以打破地区、城乡、所有制和年龄限制，在全国或向境外公开招收聘用。对招聘的人员，地方政府要给予支持，劳动、人事、公安等部门从简从快办理有关手续。
搞活企业职工流动。省内同一城镇、同一所有制固定工的调动，由企业间直接办理调动手续；省内同一城镇跨所有制企业间固定工的调动，由企业办理调动手续，报劳动部门备案；跨省区和省内跨地区企业间固定工调动按劳动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企业自主确定用工形式。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企业可以实行合同化管理或者全员劳动合同制。
企业可以与职工签订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或以完成特定生产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和职工按照劳动合同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企业有权在实行定员、定额的基础上，实行合理劳动组合。富余人员的安置，坚持以企业内部消化为主，外部调剂为辅。企业为安置富余人员开办的第三产业和劳动服务企业，享受城镇待业青年开办企业的优惠政策。
企业有权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辞退、除名，开除违纪职工。对企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辞退、除名、开除的职工和不被企业安置的刑满释放人员，待业保险机构按规定提供待业保险，劳动部门要做好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
第十二条 落实企业人事管理权。
实行管人与管事相统一。企业的厂长（经理）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任免。副厂级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按照国家规定提请政府主管部门任免（聘任、解聘），或经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由厂长（经理）按照国家规定任免（聘任、解聘），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企业中层行政管理
人员，由厂长决定任免（聘任、解聘）。
企业党政主要领导是分设还是合设，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决定。企业党政领导可以交叉任职。
企业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管理人员可以当工人，工人可以到管理岗位任职。允许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本企业内部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其待遇由企业自主决定。
企业内部应建立、完善干部任免、聘用、考核、奖惩的工作程序和民主监督制度。
第十三条 落实企业工资、奖金分配权。
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按核定的工效挂钩比例，挂涨挂落，自主使用。
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企业，除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和复转军人，可增加工资总额基数外，实行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基数，减人不减工资总额基数。
经营性亏损企业在未完成减亏或扭亏任务前，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核定的工资总额。
企业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工资制度和分配形式。
企业有权自主确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条件和时间。
企业有权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销售人员和其它职工给予特殊奖励。
第十四条 落实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权。
企业有权自主确定内部机构的设立、撤销、调整、合并及其人员编制，任何部门和单位无权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
第十五条 落实企业拒绝摊派权。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企业可以向审计部门或政府其它有关部门控告、检举、揭发摊派行为，要求做出处理。因拒绝摊派遭到打击报复的，企业可向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揭发，或向法院起诉。有关部门必须及时查处。
各地区、各部门对企业收费、罚款，要严格按照省政府公布的目录和标准执行。对不按规定执行的收费、罚款，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六条 企业有权拒绝违反规定的检查。对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检查项目，按分管关系，实行持证检查制度。检查许可证由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印制，许可证需载明被检查单位、检查内容和检查期限，加盖执检单位公章。检查人需持许可证并出示个人合法证件，才能对企业进行检查。

检查结束后，要向企业出具书面检查结论。企业对无证检查及其它检查、评比、达标、升级、考试、考核有权拒绝，并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章 强化企业自负盈亏责任
第十七条 建立和完善企业处负盈亏机制。
企业是承担自负盈亏责任的主体，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享有权益，厂长（经理）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盈亏负有直接经营责任。职工按其内部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也负有相应责任。
企业未完成上交利润的，企业应以风险基金，承包抵压金，工资储备金和企业留利补交。
第十八条 建立和完善企业分配约束和监督机制。
企业必须根据经济效益的增减，决定职工收入的增减，企业要在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依据实现利税），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依据净产值）增长幅度的前提下，确定工资总额。
企业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需经职代会审查同意，分配情况应向全体职工公开。
厂长（经理）晋升工资，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企业每年应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按不少于百分之十计提企业工资储备基金，由企业自主使用。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一年工资总额的，可以不再提取。
劳动工资、财税和审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工资、奖金分配的监督，发现问题，要及时制止和纠正。
第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企业奖惩机制。
企业连续三年完成上交利润和其它承包指标，并实现企业资产增值的，厂长（经理）的工资收入可高于职工人均收入的1－4倍。
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企业实现减亏的，其工资总额按核定的工效挂钩比例上浮；实现扭亏为盈的，除恢复正常发放的工资、奖金外，当年实现的利润可全部留给企业。对增盈、减亏、扭亏有较突出贡献的厂长（经理）或厂级领导，政府主管部门可给予重奖，奖金由决定奖励部门拨
给。
经营有方，业绩突出，身体健康，工作需要的厂长（经理）可适当放宽任职年龄界限。
企业当年发生经营性亏损，厂级领导应停发奖金；企业连续二年发生经营性亏损并且亏损额增加的，除核减企业工资总额外，政府主管部门可根据责任大小，适当降低厂级领导工资，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整。限期不能扭亏的，对厂级领导进行免职或者降级、降职处理。
第二十条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年度经营成果要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企业必须依据国家规定，编制年度资产负责和损益财会等报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企业固定资产盘盈、盘亏、转让、报废发生的净损益，库存材料、物资因国家统一调价发生的差价，及计提的折旧等，计入当年损益。
企业以不提或少提折旧费和大修理费，少计成本或者挂账不摊等手段，造成利润虚增或虚盈实亏的，政府有关部门有权责令企业以留用资金补足。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检查。在审查企业决算时，如发生新的潜亏，要责令企业调整决算，并追查有关责
任人的责任。对已经发生的潜亏，要转为明亏，并依照国务院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企业的生产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不得用于发放工资、奖金，或者增加集体福利。

第三章 企业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可以通过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发展企业集团等方式，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
第二十二条 企业主导产品没有销路，应当实行转产，也可以主动转产。
第二十三条 企业经营性亏损严重，但未达到破产程度的，可以自行申请停产整顿，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以责令其停产整顿，停产整顿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停产整顿的企业，必须制定停产整顿方案，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停产整顿企业，要中止承包合同，可延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企业应当停止发放奖金。
第二十四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合并，可采取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企业承担。合并方案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企业提出，由企业提出的合并，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合并，由省财经委主持进行。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兼并其它企业，被兼并企业需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企业兼并的形式可以采取出资购买、承担债权债务、参控股等形式。无论实行哪种形式的兼并，兼并方要接受并妥善安排被兼并方的职工。
实行出资购买式的兼并方一次性支付有困难的，经兼并方与被兼并方主管部门协商，可以分期缴纳；实行承担债权债务式的兼并，一次偿还债务有困难的，兼并企业与债权人通过协商，可以分期偿还或延长偿还款期限，也可以订立减免债务的协议。
银行对被兼并企业原欠的债务，可以酌情停息或减息；被兼并企业转入第三产业的，经银行批准，自开业日起，实行两年停息、三年减半收息。
第二十六条 企业分立应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和债权债务等。由分立各方签订分立协议。分立方案由企业提出，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企业经过停产整顿仍达不到扭亏目标，并且难以实行合并的，以及其它原因应当终止的，在保证清偿债务的前提下，由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企业解散的申请，经省政府批准后，予以解散。
企业解散，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成立的清算组进行清算。被解散企业的财产可以出售或拍卖。所得收益，依次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劳动保险等所需费用，缴纳税金，偿还债务。
第二十八条 企业资不抵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应按《破产法》依法破产。
企业依法宣告破产后，可以被其它企业兼并，兼并方可与破产企业清算组订立接受破产企业的协议，按法院裁定承担债务，接受破产企业的财产，安置破产企业职工。
第二十九条 企业可以通过合并、兼并、参股、控股、承包、租赁等形式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
组建企业集团由归口的综合部门审批；涉及经济全局、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由经济综合部门提出意见报省政府审批。
在省内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可以采取分计和分享投资、利税、产值、产品的方法。
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经政府授权，可以支配、调整、处置其经营的资产。 ＃13第三十条 企业为实施结构调整安置富余职工兴办的独立核算、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自开业之日起，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第四章 转变政府管理企业的职能
第三十一条 政府要按照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加快职能转变，改革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搞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第三十二条 加强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建立既有利于搞活企业，又有利于经济有序运行的调控体系。
搞好经济总量平衡，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引导企业发展方向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信息咨询服务，定期公布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发展的行业、项目和产品目录，引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综合运用国家利率、税率、汇率、价格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调控和引导企业行为。
制定企业财务、成本、会计、价格及劳动人事等方面的管理规章，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第三十三条 为确保国有资产所有权，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责是：
考核企业财产的保值、增值指标，并对企业经营损益情况进行审查和审计监督。每年考核、审计一次。承包期终结进行全面考核、审计。企业财产保值、增值指标的考核，由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企业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的审查、审计，由企业主管部门和审计部门负责。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收益分配方式，合理确定企业上缴任务，由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
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依照《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需经批准的基本建设项目，由计划部门审批；技改项目由经委审批。
决定或者批准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企业的设立、合并、被兼并、终止、拍卖、破产由省财经委负责。
审批企业财产的报损、冲减、核销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企业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重要建筑物的抵押、有偿转让，被解散、撤销企业财产的清单和收缴，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企业厂长（经理）的任免（聘任、解聘），由政府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批准；企业厂长（经理）的奖惩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
制订企业财产管理法规、制度，并进行监督、检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
第三十四条 增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重点建立、培育和完善生产资料、劳务、金融、技术、信息和产权转让市场。
生产资料市场。组建和完善一批钢材、木材、煤炭、机动车、机电设备、闲置设备交易市场的综合物资交易中心和专业批发市场。企业集中的地区要逐步建立专业物资市场。
劳务市场。各州、地、市都要建立起劳务、人才交流市场，为企业招工、人才交流、职业介绍、待业人员培训等提供服务。
金融市场。要在扩大和完善资金拆借和短期资金市场的同时扩大有价证券发行，发展中长期资金市场，建立和培育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发行转让市场、商业票据贴现市场和外汇调市场。
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大中型企业知识密集、人才集中的优势，组建技术市场，为企业提供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课题承包和技术咨询等服务。
信息市场。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现有信息网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信息机构，改善服务手段，建立健全覆盖全省，沟通国内外，分工合理，反应灵敏的信息市场体系。
产权市场。建立产权市场，使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交易公开化、市场化、规范化，促进存量资产的流动与重组。
第三十五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基本养老保险金，由企业按政府规定的比例在税前缴纳，职工个人按政府规定缴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从企业效益工资或奖励、福利基金中按一定比例提取。
待业保险。待业保险的对象包括：转到社会的待业职工；终止或解除合同的城镇职工；企业开除、除名的职工；双方同意解除合同的职工。根据待业职工的数量，适当调整待业保险金提取比例和筹措办法。
建立和完善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保险制度。
第三十六条 减轻企业社会负担。
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和完善与企业有关的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安全、住房、供气、供热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立健全城市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同时，积极支持企业将内部运输、医疗、保
卫、学校、房产等设施和其他福利型机构转变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由自我服务各开放式、社会化服务转变，并在税收、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优惠。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上级机关应当责任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机关或者有关上级机关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限制企业生产经营范围的；违反国家订货合同，不按合同规定收购企业指令性产品，超越、滥用职权，下达、变更、撤销指令性计划，给企业造成经营困难和经济损失的。
干预、截留企业的劳务、产品定价权、进出口经营权，以及越权定价的。
平调、挪用、挤占企业留成外汇，强令或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硬性规定企业留用资金的比例、用途，限制企业投资范围，干预和截留企业投资项目立项、开工权的，拖延企业投资审批手续，审批企业投资项目有重大失误，影响生产经营的；以及无理要企业为他人提供保的。
不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阻止或强迫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
干预或截留企业劳动用工权的；硬性规定企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的；干预或截留企业招聘人对权的；干预企业依法辞退、开除职工和解除劳动合同的。
干预和截留企业行使人事管理权的。
干预或截留企业工资、资金分配权，硬性规定企业内部分配形式的。
干预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权，强令企业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的；不按国家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的。
违反规定要企业无偿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擅自设立收费、集资、罚款项目或提高标准的；及对拒绝摊派的企业和人员打击报复的。
对负有鉴监督管理责任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第三十八条 企业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厂长、其他厂级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并给予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对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不按合同生产、收购的。
违反国家物价政策，扰乱价格秩序的。
不按规定履行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手续，擅自立项和开工的。投资决策失误，建设项目不能按时投产，或投资无效益，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的。
擅自处置企业的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给企业造成财产损失的；违反财务制度，不提或少提各项费用，以及少计成本或挂帐不摊，造成企业利润虚增和虚盈实亏的。
违反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辞退、开除职工，或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违反有关规定，发放工资、奖金的。
因经营管理不善，致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或者企业破产的。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者因产品质量差，给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的。
其它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经营权的。
第三十九条 对妨碍厂长和各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者扰乱企业秩序，致使生产经营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企业有权加以制止，或者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组织实施
第四十条 《条例》有明确规定，本办法未涉及的事宜，依照《条例》规定执行。各地区和省有关部门可以制订具体实施意见，但不得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精神。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发布前本省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二条 本省其他全民所有制企业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财政经济委员会、青海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解释。省财经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99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