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人肉搜索
当前，人肉搜索在我国法律领域还是一个全新的事件，其本身名称、概念还没有统一认识，关于其概念，目前比较典型的理解是谷歌公司推出的，即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
人肉搜索实际上是猫扑网首创的一种搜索方式，和谷歌、百度利用计算机搜索技术不同的是，它更接近于“爱问”、“知道”一类的提问回答网站。提问者提出问题，其他网民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甚至冷嘲热讽来回答这一切。实际上人肉搜索最早出现在2001年，当时有很多网友去发帖，请网友帮忙找一些资料、文章，或者找一首歌，然后再由很多网友来给他解答，告诉他一些网页地址或是链接，帮助他找到合适的文章，找到合适的歌。人肉搜索有多种业务，但最引争议的是对人的搜索。成百上千个人从不同途径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能够收获关于一个人的一切信息。
二、权利和责任——人肉搜索涉及的法律问题
人肉搜索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游走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很显然,问题不在于人肉搜索行为本身,搜索只是一种信息收集手段,并无过错可言。人肉搜索只不过是表象，本质是一种网络共享和互助的延伸和体现，它无形中促进了人与人的交流，潜移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不少人通过网络提供帮助给别人，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难以顾及的部分。周正龙的华南虎案、杭州宝马飙车案、南京“天价烟”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人肉搜索在舆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其所引发的曝光隐私,肆意辱骂,侮辱人格,妄加诽谤,甚至到现实住所进行滋扰等问题，如果超越法律界限，就容易越界为“网络暴力”。
1、人肉搜索首先涉及到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对于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处理，最高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人肉搜索中一个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被搜索者的姓名、电话，住址、家庭成员等信息被肆无忌惮的暴露和传播，对此个人认为，在此有必要对信息予以界定，并非是只要在网上透露或传播他人任何信息均会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比如，简单地公布一个人的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个人信息已经通过各种正常渠道被公开了，比如，与他人交换名片、在自己的QQ 上附个人信息、在博客上写日记等等，这些信息的公开是当事人自愿的，所以，当人肉搜索的网友将这些已经公开的“秘密”再次转发到网上时，应该不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个人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格利益、人格尊严无关的个人信息，披露这类信息的行为本身是没有侵犯权利的，前述的个人姓名、电话等属于此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类信息披露的后续行为却有可能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如公布一个人的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当这种公布给当事人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名誉降低、人身受到伤害）时，公布信息的人可能就构成侵权。而另一类是与人格利益、人格尊严有关的个人信息，这类信息，一旦未经权利人许可而披露，就侵犯了他人隐私权。如一个人是否患有乙肝、是否结婚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于这类信息的披露和传播都直接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
2、在人肉搜索中，网站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
目前，国内的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模式，已经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和大型的搜索引擎参与其中，并获得巨大利益，既然如此，其应该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网络运营商应加大监督审查力度，确保“人肉搜索”不触及法律底线，网络上虽然都是匿名者，但网站应该建立相应的条款，监督管理网名在网络上的行为，一旦发生侵犯他人权利的现象，网站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相关的法律也应对此进行具体规范，给人肉搜索戴上紧箍咒。网络运营商应加强监控和管理，如果发现网站有违反法规的内容，管理员要及时屏蔽和删除，如将某些带有不良评判、侮辱或谩骂、有损社会公德的话及时删除。网站在接到某些认为权利被侵害的当事人的投诉电话后，应该马上核实并作出补救措施。
人肉搜索作为一个网络新生事物，应该被更为理性的对待和运用，人肉搜索运用得当，可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揭露社会丑恶现象，许多公共事件都是由网络率先披露,使得某些不法势力和不法行为无以遁形。 运用不当，则可能造成网络暴力，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是罪犯也享有基本的人权,其个人信息也不应被随意张贴昭示天下，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人肉搜索的对象。
人肉搜索引发的诸多问题不仅折射出法律的漏洞和盲区，同时也对立法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人肉搜索进行法律规制的理性态度应该是禁止过低保护和过度介入。一方面看到权利冲突的必然性,为防止某些权利的无限扩张,对其进行限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人肉搜索带来的负面效应就视其为洪水猛兽而立法禁之。如何对人肉搜索进行积极引导,如何更好地运用现有的立法规制不当的“人肉搜索”,如何顺应潮流制定出更完善的法律规范,都成为我们必需正视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2012年10月，江苏省建湖本地人沈某因赌博欠下债务，未偿还债务产生盗窃念头。15日晚，沈某来到所住小区楼下，攀窗进入二楼住户家中欲行盗窃，被户主发现，慌忙逃离。当晚，沈某又来到同一小区另一单位楼下，爬上二楼阳台，因二楼家中有人，沈某随即逃离。16日凌晨，沈某再次潜入隔壁住户家中盗窃时，被户主当场抓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沈某的多次盗窃行为的定性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沈某虽多次盗窃，但未盗得财物，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沈某虽然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但未盗得任何财物，在数额上未达到盗窃罪的起点，属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
第二种意见认为，沈某多次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沈某的犯罪行为虽然未达到盗窃罪要求的数额起点标准，但属于多次盗窃，符合盗窃罪情节构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盗窃罪作为一种最为常见的侵财性犯罪，刑法中对其的规定相当详尽。其中《刑法》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可见，一般的盗窃行为要达到刑法所称的盗窃罪，需要符合两种罪限。一种为数额性罪限，另一种为次数性罪限，两种标准为选择型，只要具备了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其中之一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盗窃罪数额型罪限具体是指刑法中所称“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对于该罪限标准的设置，最高法院已经有明确的司法解释。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2000元以上的。该司法解释为盗窃罪罪与非罪的数额认定设置了一个下限标准，这个标准是500－2000元之间，各地方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水平具体确定这个数额巨大的标准。根据该解释，盗窃数额未达到基本罪限的盗窃行为，并不构成刑法虽称的盗窃罪，自然不能按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本案中沈某于2011年10月期间连续盗窃三次，但均未得逞，也未获取任何财物，显然未达到盗窃罪的数额罪限。
盗窃罪次数型罪限是指刑法中所称的“多次盗窃”。根据《刑法》对既遂犯罪的形态分类，盗窃罪系典型的结果犯，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盗窃数额并不是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惟一标准，除盗窃财物的数额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其他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退赃表现等全面分析，从而正确定罪量刑。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属多次盗窃的行为，同样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盗窃罪次数型罪限的适用应当符合三个条件：1、时间需是在一年之内；2空间需是入户盗窃；3次数需为三次以上。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市对盗窃行为情节的评价。本案中，沈某连续多次实施入户盗窃行为，虽然其盗窃均未果，数额未能达到较大的定罪标准，但其入户盗窃的行为相对于在公共场所盗窃而言，其危害性更大，符合盗窃罪要求的“多次实施盗窃”的情节犯罪标准，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本案中沈某多次实施盗窃行为，虽然未盗得任何财物，但仍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关于盗窃罪的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的单一标准；而1997年刑法的构成标准则是“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双重标准。两次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标准并不一致，标准的修改不仅是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在刑事立法上的反映，也是理论研究成果的反映。盗窃罪数额罪限与次数罪限双重标准的结合，实际是对行为人盗窃行为的全面评价，盗窃罪作为一种常见的侵财类犯罪，仅仅以数额或次数单独评价难免有所错漏。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的规定从结果与情节上分别对行为人盗窃行为的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最终决定是否适用刑法进行定性处罚。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协定
中国政府 瑞典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以下简称瑞典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去斯德哥尔摩展出，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为了发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政府应瑞典政府的邀请，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至七月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家东方博物馆展出。
第二条 中国方面负责展览的机构是：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瑞典方面负责展览的机构是：瑞典国家东方博物馆董事会。有关展出的具体安排，由双方上述机构另行商订。
第三条 展品目录为本协定附件甲。展品单项估价为本协定附件乙。该两附件非经双方负责展览机构的同意，不得修改。
第四条 瑞典政府负责本协定附件甲所列展品的安全。在展品进入瑞典境内后，瑞方将采取周密措施，保证展品的安全和展出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中国政府的代表将在维也纳把展品点交给瑞典政府的代表，点交手续由双方展览机构另行商订。
第六条 展品从维也纳运往斯德哥尔摩途中和在瑞期间如有丢失或损坏，瑞典政府将按本协定附件乙所列展品的估价，向中国政府赔偿。
如因飞机坠毁、战争或相当于战争的军事行动、强烈地震等不可抗拒的灾难而造成的损失或损坏，则按本协定附件乙所列展品估价赔偿百分之五十。
第七条 瑞典政府负担展品从维也纳到斯德哥尔摩的运输费。运输工具由瑞方解决。
第八条 有关此项展览可能产生的问题和争端，将由两国政府协商解决。
第九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法律规定的程序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双方履行完毕一切义务之日止。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经双方相互通知已履行各自法律程序后，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瑞典王国
政 府 代 表 政府代表
余 湛 比扬贝格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