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法律赋予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法定解除合同。但是，由于合同法定解除权毕竟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所以对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必须予以限制。我国法律中规定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以通知的方式，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但是由于我国法定解除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多规定比较模糊，如通知是否是解除的必要前置条件等。为了更好的发挥法定解除的优势，应当完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明确通知的效力，确定相对人异议期，严格规定通知为书面方式。

　　【关键词】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通知；异议


　　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通过法律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将合同终止，这对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定解除制度毕竟是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因而法定解除需要严格限制，如行使方式方面。通过严格法定解除行使方式，从而限制法定解除的滥用，以达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一、回望：我国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关于启动法定解除的方式，我国的法律从忽视到逐步加深研究，在《合同法》统一该制度时，对于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具体为：　　　

　　第一，以“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当事人决定法定解除后，应当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对方。”所谓通知，是指特定的人将某一具体事项明确告知对方，让其清楚相关事宜。对于通知是否要特定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严格限制，当事人只要是以“通知”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即可；

　　第二，解除的“通知”采用到达主义，以到达对方为标准，只有通知到达了相对人，解除才发生效果。到达主义是指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相对人，这里并不苟求通知一定是亲自告知当事人，而是指解除的意思表示通知到达相对人能够控制并且应当了解的地方。①比如，解除权人如果是以邮箱的方式通知相对人，则该通知需要进入相对人的邮箱内即可，如果有指定邮箱则需寄往指定邮箱，如果没有则只需要寄往当事人能够接收、控制范围内的邮箱即可；

　　第三，在“通知”到达后，相对人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可以对解除行为提出异议，一旦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异议”可以是相对人对解除权人是否享有解除权或者解除权人解除权的行使有不同的意见。提请至司法机关来判定该解除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一个确认之诉。由于单方就可以启动法定解除，只是根据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故而，解除人与相对人的权益是不对称的。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较为薄弱，故当一方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存在一定的问题时，为了保护相对人的权益，让司法机关通过确认解除效力的方式来审查解除的合法性。这样不仅一方面均衡人解除双方的权益，避免了解除人权利的滥用，一方面又能促进稳定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法律法规要求特定手续的，应当按照要求办理，比如批准、登记等。一般情况下，法定解除仅需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比如批准、登记等，解除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所需要的手续。解除的行使方式，在《合同法》统一解除制度后被第96条整体规定，要求当事人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将其解除的意思传达给对方，让对方知晓，相对人在收到通知后，有权对解除这件事情提出异议。这里需要主要的是，法定解除是全体针对全体的，在有多个当事人情况下，不可以仅对其中一部分当事人解除，而对一部分当事人不解除，法定解除不可分，要么全体解除，要么继续履行合同。

　　二、反思：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过于含糊

　　（一）通知的效力不确定

　　第一，通知是否为法定解除必要的前置条件。

　　法定解除中，“通知”是否是其必要充分条件，该问题直接关系到法院是否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法定解除条件出现时，当事人并不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将合同解除。这一问题在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各法院对此问题认识不一致，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一审和二审的判定不一样，这样非常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说，该学说认为法院不能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当遇到当事人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时，法院不能立案，不允许法院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通过细分析法条的意思，通知是必要程序。法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应当” 一词表明通知是行使解除权的必要的前置程序，只有先通知相对人才能解除合同。该条的规定排除了法院裁判解除合同，法定解除一定要先有当事人的通知；一是肯定说，该说认为当事人未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而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可以依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的，法院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虽然《合同法》第96条第1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通知并不是必要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在未通知相对人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有裁判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当事人的解除意思并不和司法机关的裁判相矛盾和冲突。

　　第二，法定解除的生效的时间点模糊不清。

　　法定解除是依据一方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通知了对方，法定解除即刻生效，合同归于消灭，故而我国法律对法定解除的生效时间并未予以关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解除生效时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当事人启动了解除，但是相对人却对此有异议，那么该解除是从解除的意思表示传达起算还是从法律裁判文书生效起算呢？实际案例中，对于法定解除生效时间的判断标准认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法定解除既然是单方法律行为，仅有一方的意思即可生效，即使出现相对人异议的情况，这也毫不影响解除的生效时间；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不这么认为，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但是一旦遇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法定解除问题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就不应该仍然由法定解除人的意思表示时间点为解除生效点，而应以法院判决为主。

　　（二）相对人的“异议期”未确定

　　法定解除是依据单方法律意思表示，一旦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则合同就自行解除。这种程序是单向性的，一方实施行为即生效。解除人与相对人关于法定解除地位是不平等的，权益亦不均衡，相对人只有被动等待解除人的行为来决定未来合同的命运。故而，为了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防止法定解除制度滥用，允许相对人对解除提出异议。关于异议权，我国是采用事后审查制，即在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后，相对人对此有异议，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对解除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当事人一旦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到相对人，合同就已经解除了，之后提出的异议实质上是撤销解除合同效力。异议权的存在使得解除不仅只属于解除人，相对人也能对解除合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样会导致合同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即使当事人解除合同，也随时有可能因相对人的异议而被撤销，合同又从解除恢复到有效的状态，如此反复，极度不利于交易安全与稳定。如果仅仅规定异议权，却不确定异议的期限，那么合同纠纷会冗长、复杂，违背了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公平效益价值，故确定异议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通知方式要求不严格

　　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仅需要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史尚宽认为，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向他方当事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意思表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②但是，所谓的“默示”实际上是很难确定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为了结束合同不稳定状态，如果以难以确定的默示方式为解除方式，则有悼于法定解除制度本身的目的。我国《合同法》虽然要求了当事人需要通过将其解除的意思通知相对人，以此为解除方式，但是对于通知的具体方式我国没有限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利于解除意思传达的确定和安全。

　　三、完善：明确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一）明确通知的效力

　　第一，通知不应作为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

　　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只需要一方的解除行为就可以，但是这并不是指当事人的解除意思表示是唯一的方式，不当然排除司法机关裁判的权利。通知是解除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必然的前置条件。否定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从法条上解释看似合理，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当事人如果因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情况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保护其权益。如果否定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利，则解除合同的效力就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前提基础尚不能被法律所确认，又怎么判决解除后的效果呢？这样的话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诉讼根本无法进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相较之下，肯定说更加合法解除制度的目的。首先，虽然第96条第1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这只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要求，而不是对于法定解除权行使前置程序的硬性要求；其次，以当事人的解除行启动解除，是属于私力救济，而法院直接裁判是属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两者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协调和补充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的。当事人既然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然也应允许其采用公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权益。所以，法定解除既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为启动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裁判；最后，解除权是形成权，其并不会排除请求权并存。虽然形成权仅需要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执行，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排斥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形成权与请求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定解除权作为法定权利，自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诉请至法院就是保障法定解除权的一种手段，应当许可。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一体的，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在赋予当事人私力救济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公力救济。关于统一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这一问题，我国法律上可以增加一条司法解释：当事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但是并不排除司法机关直接裁判解除。

　　第二，解除生效时间点不以通知为唯一标准，而根据实际解除情况判定。如上文所述，通知并非是法定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故而，解除的生效时间点也不以通知时间点为唯一判断标准。当出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时，如果法院判决法定解除生效，则以判决的时间为法定解除生效时间，而并不仍以通知为解除生效时间点。如果当事人对解除意思表示无异议，则以当事人解除通知之日起为解除生效时间点。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本院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1956年9月24日，最高法院

现在把本院派出的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印发给你们，希各地人民法院重视这一问题。
报告中反映了对劳改犯人“加刑”时，在法律上不区别犯罪与不犯罪，对劳改单位的送案材料不进行或不认真进行调查对证，不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制度进行审判，甚至只凭劳改单位送案材料，即行草率“加刑”等违法情况，根据本院的了解，在其他人民法院有些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是要通过审判活动来保卫法制的，象平坝县人民法院对劳改犯人“加刑”的作法，却是漠视了人民民主法制，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有关的人民法院必须迅速予以检查纠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今后继续发生这类情况。
上述所谓“加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因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或发现以前漏判的重大罪行而进行的审判，这种审判称之为“加刑”是不妥当的，人民法院对于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案件的审判，同样必须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即：经由人民检察院起诉后，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进行，并且应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
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已决犯的“加刑”案件，各地人民法院可依照今年7月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的精神，与公安、检察机关协商后，结合这次复查案件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发现判决“加刑”确有错误的，应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加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告本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如认为需要时，可将本通报转发有关机关参考。

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根据平坝县人民法院统计，从本年1月到6月22日，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劳改犯人共40人（40件案件），占全场劳改犯人总数的4．3％，在这40件案件中，尚未处理的1件，决定不“加刑”的8件，判决加刑的31件，被“加刑”的犯人共31人，占全场犯人总数的3．3％。
我们就平坝县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人“加刑”案件30件进行了检查，除其中有6件法院认为不能构成犯罪，退回农场，未予“加刑”外，其余24件经法院判决“加刑”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案件，多数是在定期评比中采取了对犯人“算总帐”的办法提出的。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已处理的、未处理的、犯人自己检讨的、别人揭发的事实，也都一律罗列进去。每个判决书上犯人的犯罪事实少则4、5条，多则10余条；很难看出判刑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些事实除少数外，都不能构成犯罪。
（2）连续“加刑”的犯人在“加刑”案件中所占比例很大。24件判决“加刑”的案件中，“加刑”2次的8件、“加刑”3次的1件，“加刑”4次的1件，共10件。占全部“加刑”案件的41％。其中石邦富（军人，因贪污被判刑）原判一年半徒刑，其后“加刑”4次，成了无期徒刑（前三次不是平坝县法院加的）。他被“加刑”的原因就是因“加刑”后思想抵触，对立情绪严重，因而逃跑，辱骂干部、抗拒劳改，说怪语，破坏工具，侮蔑政府，不服管理等。越“加刑”，对立情绪就越厉害。
（3）犯人被“加刑”后，上诉的很少。24个“加刑”案件的犯人中表示上诉的只有一人，没上诉的有23人。没上诉的主要原因，是犯人明知量刑过重，或事实不符，但因怕提出上诉被认为不老实，就不敢提。另外是因为不懂法律或法院对上诉权利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法院干部告知说：“你看判决有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可以上诉。”犯人认为事实没有大的出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算作犯罪），所以虽对量刑有意见也就不再上诉了。
对判决“加刑”的24件，经我们两次逐件讨论研究，认为真正应该“加刑”的只有5件，占“加刑”案件总数21％；不应该“加刑”的有15件，占62％；事实不清无法认定的4件，占17％。
在应该“加刑”的5件中，有的是进行脱逃或组织脱逃；有的是劳改中连续偷窃多次，数额又较大；有的是公开抗拒劳动，不服管教而情节又比较严重或确属故意破坏生产的。如政治土匪案犯张昌凡在劳动中乘机脱逃，被追回后，结合他平日表现（讲怪话，违犯操作规程等）“加刑”二年。
不应该“加刑”的15件，从情节上看，大都是生产完不成计划，干活质量差，劳动不积极，说过些落后的、反动的话，数量极小的小偷小摸等。其中一部分只能根据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另一部分连受行政处分也不够条件，只是批评教育问题，但也都“加刑”了。如烟毒案犯孙定荣挖花生时丢了花生75颗，水田加工只完成计划75％，偷移椿号，谎报生产成绩，中耕旱稻时拔掉了旱稻20多窝，捉虫未捉净，运稻草时把稻草撒在路上，因而被“加刑”半年。又如烟毒案犯李光宇爱讲点怪话，劳动中有些偷懒，偷过12两多烤烟。吃猪肉时把一块有毛的肉皮丢在地上用脚踏住，别人问他时，他说：“踏的是猪毛”。（无法认定是故意）因而认定该犯“一贯不认罪服法，公开抗拒劳动改造，进行造谣煽动，侮辱人民领袖”，加判该犯徒刑二年。
事实不清，无法认定是否犯罪的4件，都是口供与判决有很大出入，又未从侧面查对材料，因而很难断定是否应该加刑。如土匪案犯袁伯凯，判决认定多次行窃，屡教不改，但据他本人说，所认定偷窃的物品，有的是自己捡来的破烂，有的是别人掉了被捡起的，有的并无其事。地霸案犯李应康，原判认定挖断了墙壁中的竹片，企图逃走，但证人的证言前后不符，有关事实也未查清，李犯又坚不承认，因而无法认定。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农场部分干部本身有单纯惩罚观点，所反映的某些材料不够实事求是；全部“加刑”案件都未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干部少（只9人），无力对每个案件直接进行查对。主观上除法院领导上坚持原则不够，法院干部从肃反以来产生了某些盲目重判的情绪外，从平坝县法院处理劳改犯人“加刑”案件的情况来看，在事实认定上，适用法律时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上，贯彻审判程序上也还有以下几个重大的缺点：
（1）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不清，把一些显然不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当成犯罪。
从判决所列举的事实上看，大致可分以下四类：甲、生产方面：未完成生产计划，过失损坏生产工具，不听从指挥，干活质量差，谎报点成绩，而这些消极的或积极的行为又都是很轻微的；更轻微的如掉了几穗谷子，几个虫没捉，也都列了进去。乙、日常表现方面：因生活或其他问题不满，讲怪话、发牢骚、讽刺谩骂，说反动话，与干部顶嘴，吃饭扔掉了几颗谷子，说了句“吃不饱”（前一段粮食定量供应时吃不饱确是事实）等，但也都是比较轻微的行为。丙、轻微犯罪、违法行为：偷些吃的或零星的生活用品；消极怠工或偶而反抗不出工；没有造成伤害的打架等。
丁、已经构成犯罪的：这方面的为数不多。如逃跑或组织逃跑；有一定程度损失的故意破坏；公开带动抗拒劳动，屡教不改；行凶等。以上四类除最后一类可以判刑外，其余三类都不能构成犯罪，而是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的问题，但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却往往认为是犯罪而予以判刑。
（2）不区别故意与过失，把过失都认为是故意，因而把不少尚未构成犯罪的过失行为都认为是故意破坏。如因疏忽，生产了一些不合规格的产品，锄掉了几株庄稼，损坏了一些工具，统统被认为是“故意”破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3）很多事实未经过查对，特别是忽略了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了解，以至有些案件认定事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就草率判刑。如犯人肖章灿被认定用热水冷却蒸馏水，蓄意破坏，但据肖犯谈，因他一人兼管帐目、护理等工作，换水不勤，至冷水变成温水并未用热水冷却（还有些其他情节，从略）。法院对这个重要事实未查对清楚，就判了刑。
（4）没有认真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缺点。从抽查的30件案件中来看，除退回6件外，24件中只有1件在程序上基本合法。其余23件全部没经过辩护；没公开审判；有19件无合议庭记录；9件无陪审员署名；19件判决书署名不合法（包括署名人并未讯问、一人自问自记、院长未审即署名等）。突出的是其中17件都是农场管教股干部自讯、自记、自己拟判，法院只出了个名。另外，查阅的30件案件，均未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人员去农场调查案件时，也未说明自己的身份。因此据个别犯人谈，是否法院问过他们，还闹不清。当然，全部实现正规的审判程序是有不少困难的，如法院很难找到辩护人，提讯犯人因离农场远，有一定困难，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实行陪审、合议、公开审判等制度，还是可以作到的，而法院对这些也并未认真贯彻实行。
由于盲目“加刑”的结果，在劳改犯人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加刑”的犯人思想不通；部分犯人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如恶霸案犯韩杜氏曾三次被判“加刑”，越“加刑”，抵触情绪越严重。在第二次“加刑”后，竟公开诽谤政府的某些政策，破坏庄稼，大吵大闹。第三次“加刑”后。她说：“我是个挂了黑牌的犯人，再争取也得不到干部的信任。”不少未被“加刑”的犯人产生恐惧心理，暗地表示不满。如有的犯人说：“‘加刑’如喝冷水，减刑如上青天。”有技术的犯人不敢说自己有技术，怕作技术工作出了事故被认定为“蓄意破坏”。总之，草率“加刑”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我们在政治上将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因此，我们建议：
（一）结合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所布置的复查案件及最近中央决定清理监狱、看守所、劳改队的工作，对去年肃反以来的劳改犯人的“加刑”案件及留场人员的判刑案件，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二）今后劳改犯人另犯新罪的案件应该经过检察院起诉。
（三）劳改犯人如犯新罪，法院决定交付审判时，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规定进行审判。
（对平坝农场的“加刑”案件，第一次是根据案情摘要在平坝农场研究的，除工作组同志外，部分案件还有省劳改局李科长参加；第二次在省院研究时，有携卷来省的平坝县院袁副院长、省院蒋副院长、刑庭石庭长及研究室同志共同参加。初稿写出后，曾征求省公安厅、劳改局、司法厅、省院叶院长、蒋副院长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回到本院后，又作最后修改。并此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