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产生的社会责任
苗 勇
前不久，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一则消息，题目是“广西刑事审判体现人文关怀”，其中写到：“改进了严打方式方法，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召开集中公判大会等做法”。①我为此叫好，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感想。
诸如上述的做法，主要来源于刑事司法的人文理念：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些什么，无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收入、阶级、地位、职业或其他特点。但我以为这还不够，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还在于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是有责任的。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说过：“在从法律现象的角度对犯罪进行研究之前，必须首先研究各国重复出现的犯罪的原因。这都是一些自然的原因，我曾经把它们分为人类学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三类。”②这无疑是正确的，任何犯罪的出现，都是有主、客观原因的。某种犯罪，是某个人自己干的，他当然必须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如果个人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由客观原因所决定的，那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行的。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现代刑法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但是，犯罪的发生，还有其社会环境的原因。“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永久地或暂时地置身于一种个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状态之下，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中。”③“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诱因的良好环境中，他可能活到80岁也不犯罪。”④没有社会存在的某种不良因素的的影响，是不可能有犯罪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人在其主观支配下实施的，他承担刑事责任，具有正当性。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社会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能一推了之，没有丝毫责任吗。我以为，这是一种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文革期间，由于社会管理者的错误，耽误了一代人的正常成长。动乱结束后，一部分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理想信念丧失，精神颓废，走上了犯罪道路。他们的人生悲剧，固然有个人的责任，但文革的责任能推卸吗？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能推卸吗？
现在，刑事犯罪率仍在上升，这些犯罪人大都是贫困农村、文化在初中以下的青年。而生活有保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对“三农”问题有深刻见解的李昌平说：“犯罪、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沙尘暴等，其实是农民问题的延伸。”⑤说到底，是贫困和落后的结果。这些人的犯罪，是和那个地区经济、教育落后相关的。经济、教育的严重滞后，必然使得一些人合法生存能力较差，在追求富裕生活时，铤而走险，用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任务。如果这个地区的经济、教育发达了，人们的生存能力普遍较强，犯罪人必然大大减少。所以，一个地区的犯罪人多，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是有责任的。
犯罪人都是从非犯罪人来的，他们过去是国家的公民，犯罪后仍然是公民。好比一个家庭，孩子营养不良，教育不好，家长是有责任的，总不能另眼相待，甚至遗弃，而是要更加关爱。公民犯罪了，国家的责任难道一点也没有吗？我们的监狱对犯罪人改造很成功，承担了国家应有的责任。那么，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这些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应当看到国家的责任呢？这是毫无疑义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学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⑥虽然，恩格斯基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抛弃了这种对革命有害无益的抽象议论。但我们可以沿用这样类似的观点，因为，我们与犯罪人的矛盾，除了极少数的外，不是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大部分犯罪人，是要回归社会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应当有这样的胸怀，不要一味敌视犯罪人，要完全承担起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对犯罪人给予人文关怀。
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政府（广义上的）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以为犯罪仅仅是犯罪人自己的责任，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社会的病人”来看待，于是，各种严厉打击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召开大会，将一大帮犯罪人身戴镣铐或五花大绑，亮相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一种典型的司法外伤害），这和历史上的侮辱刑，大概只有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吧。这种社会管理者多了点陈旧意识，而少了点现代文明的理念。我并不完全赞同西方的司法制度，但他们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很钦佩的。比如，在新闻自由的制度里，却从未看到过刑事审判的镜头，都是以图画来代之。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其实，关于社会责任感，我们学学先贤也足够了。传说禹继承首领职位后，一次外出巡行，遇到一个在押的罪犯。他下车问明情况后，竟哭泣起来。左右随从说：“这个人犯了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您怎么为此哭泣呢？”禹说：“尧、舜做首领的时候，人人都有仁爱之心，没有作奸犯科的；如今我做了首领，却出现了这种犯罪的人，这岂不是说明现在的政治不如以前清明了吗？所以我感到痛苦。”⑦文明的后人应该比前人做得更好！
因此，刑事司法人文精神，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在依法惩治犯罪人时，管理社会的人不能不想想自己的责任。对犯罪人当然要依法严惩，但同时，对于他们的堕落，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的责任。菲利说：“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规律导致了我所讲述的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适应的。”⑧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不完善的牺牲品。正因为此，培根告戒司法官员：“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⑨惟有认识到社会责任的政府官员，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正确对待犯了罪的人——去用心地改造他们，而不是无情地打击甚至竭尽“摧残”之能事；才能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和教育，以减少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从而在根本上预防犯罪。
注释：
①见2004年4月25日的《人民法院报》
②③④⑧（意）恩里科·菲利，郭建安译《实证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132页，179——180页，183页。
⑤见2002年4月24日《人民法院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⑦汉·刘向《说苑·君道》。
⑨郁忠民 俞峰编《中外法律名言录》，第44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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